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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 两户水上人家 胡志明市大多数人的早晨开始于咖啡杯里冰块消融的声响。这样的冰水混合物充塞了清浊、甜涩与沉浮。

6月29日的上午，一如往常，黎氏柳将一杯冰咖啡摆在家中土地爷的神龛前，焚香三炷，祈求一天的好运气。这是胡志明市平盛郡污水边的人家。全家用铁皮围制的一室一厅所占面积不足十平米，一家三口居住于此。铁屋悬于污水之上，距离水面不到两米。污水的腐臭气息能让初到此地者作呕，而黎氏柳已经闻不到任何味道，“已经习惯了”。

黎氏柳在这里已经住了近40年。多年前河水不是这样的。在黎氏柳还小时，驻扎附近的美国大兵还能在水中畅游。而现在，连鱼都看不见了。她的邻居武文硕说，污水来自河流上游的橡胶工厂。他记得污水最早流出的时间是1986年。从那个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变得糟糕。“肾和胃都不好。”武文硕说。

黎氏柳始终无法松开眉头，她脸上有着淡淡忧愁。她会在每天清晨推着小车到街上售卖米粉和面条。没有营业执照的她得处处小心，因为“现在管得严”。前些日子，粮油价格疯涨使得她不得不提高了粉面价格越南烟，但这样一来，客人锐减越南烟，每天收入尚不及往日的一半。

黎氏柳的丈夫比她出门更早，他是一位搬运工，以出卖力气为生。卖彩票也是黎氏柳一家的一项重要收入。“早上卖粉面，下午卖彩票。”胡志明市的街上随处可看到卖彩票的摊点，花花绿绿的彩票看上去像是印制粗陋的钞票。彩票是她赊来的，必须在当日下午3时前将卖不完的彩票交还彩票机构。

忙完米面生意之后，留给她的卖彩票时间已不多了。此时正处欧洲杯期间，熬夜的男人们抓紧中午时间补觉，上街买彩票的人数寥寥，而且，他们更热衷于将钞票投向更刺激的地下赌球，黎氏柳的彩票销售因此而受挫。

黎氏柳的小儿子武公伦光着脚，有些茫然地坐在家中的地板上，地上的瓷砖没用水泥粘合，就这么散落一地，走上去便会发出咯咯声响。黎氏柳育有三男一女，除了小儿子还在身边，其他的儿女已外出谋生。这个家庭每月大概只有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的收入，交通工具只有脚踏车，这在几乎每家都有摩托车的胡志明市是少有的。小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尚无着落，积蓄总是那么艰难，家庭生活称得上幸福的是――儿女们都还活着。

同是居于污水之畔，邻居黎氏玉家也有4个儿女。实际上她一共生了12个子女，其中8个相继离世。最近去世的是她的三儿子，在2007年患上脑膜炎而病故。儿子梳着分头的彩色遗像挂在狭小晦暗的堂屋里，相片前燃烧着三支他喜欢的香烟。“我很想念儿子。”黎氏玉站在椰子树下，三米之遥的屋后便是污浊不堪的河水。

黎氏玉靠卖河蟹维持家庭生计。她家有一辆产自中国的廉价摩托车，但被贴上了本田的标志。越南人喜欢本田摩托，曾以低价风靡越南的中国摩托车因劣质而失去了市场，并殃及几乎所有中国货的信誉度，“中国制造”并不受越南人欢迎。在黎家用木板隔为两层的小房子里，随处可见SONY、JVC、LG等标志，即使在这样的穷苦人家，他们也倾向于选择日韩产品，即便二手货也是如此。

黎氏玉的小儿子能用简单的英语腼腆地与外来者交流。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在他看来，这工作收入优渥，还可以寄托他对楼房的向往。就在这条污浊的河流附近，许多楼盘正夜以继日地兴建，一块巨大的房地产广告牌上，一位穿着韩国传统服装的美女正对着人们微笑，身旁用英文写着：Now，It"s your world(现在，世界属于你了)。

污水之畔的人家在等待着他们的新世界，因为有消息说，两年之内，政府会将此地粗陋的“临时”住房拆除，居民们将会获得一笔未知的补贴。从战火未尽的年代始，几代人的家庭已在此“临时”住了几十年，始终没有获得任何产权。一位曾在中国长期居住的越南人介绍，即便如此，从未有人在此喷上类似“拆”的字样，所有迁移都要经过协商。

一个华人家庭：从柬埔寨到越南

已经七十多岁的赖建文几年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1999年，他在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热闹的白铁市场附近买下了一块地，隔年建起了四层楼房，花去三百多两黄金。越南人喜欢用黄金评估地皮与楼房的价格，贬值迅速的越南盾是不靠谱的。赖建文说，短短几年时间，他这幢楼房已值上千两黄金。

赖建文家的房子是长条形的。胡志明市大都是这样长条形的房子，类似中国县城里的民居。但胡志明市的房子更讲究设计，每幢房子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不像中国只简单地用有色玻璃和瓷砖粗陋地拼凑。“专门花钱找人设计的。”赖建文说。

许多房子倾向于法国风格，这是远逝年代的心理遗存，上了年纪的人能在仿造的异国情调里找到自己的过去。胡志明市政府就是一幢古老的法式建筑，这是胡志明市的地标建筑。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每天都有大批游客留影，背景里穿着越南国服的少女提醒你，这是越南，而不是法国。离市政府不远的地方，有一处法式建筑风格的餐厅，这是胡志明市最热闹的餐厅。

与中国相仿，胡志明市长条形的民居一楼往往会被作为商铺使用。路过这些商铺，你会看到像赖建文家那样的杂货店，也能惊异地看到诸如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高级轿车停在狭小门面里售卖。

同样是在几年前，赖建文一家花钱托人找关系才获得了越南户口，领到了人民证。而他们已在越南生活了三十多年。炎热的中午，赖建文喜欢光着膀子坐在家中一楼的堂屋里喝茶，然后向不同的人回忆起他家庭的漫长过去。他已经记不得自己真实的出生年月日了，当初逃至越南时，为了避免被抓壮丁，他将自己的年龄虚报了将近十岁。

“我在柬埔寨的时候……”赖建文喜欢以这样的句式开头。他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生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潮汕籍华人家庭。当时他家做制作包箱的生意，家境殷实，“算是小康之家”。但父亲与继母把持的家庭让他没有幸福感，“我像是被遗忘的人。”他看到身边的一些同学去中国留学，自己也起了这样的念想。

在同学们的七拼八凑下，他获得一笔盘缠。告别柬埔寨，去往中国广州，在广州学习一段时间后，他去到更遥远的杭州读中学。那是陌生的故乡，但他感到了自由。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帅哥，杭州三中学生证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像是电影明星。

在中国的许多陈年往事他仍在追怀，恋人、同学、老师……还有一些特殊的记忆，比如在土制高炉前熬夜苦等钢水出炉的日子。“几年前我回去过一次，找到以前的同学老师，真是高兴。”赖建文展示他回中国拍摄的照片。中国是他希望不断回去的地方，特别是杭州，因为在中国的熟人多在此地。老家汕头他也回去过，但“那里的亲人几十年才联系一次，生疏得很”。离越南更近的柬埔寨，他几乎不愿意再去，直到2007年，他才匆匆回了一次。在金边的老街上，他看到了自己家当年的老房子，他不伤感，只有些忿恨，那幢建筑早已不属于他家。

在中国求学几年之后，高中毕业，对工科更感兴趣的赖建文不甘心被农学院录取，决定回到柬埔寨。他很快就餐感受到了红色高棉对有钱人的不友好。当他骑着机动车上街时，警察甚至会因为他的机动车牌照溅有污泥而罚款。“想整你，什么理由都可以。”赖建文回忆中仍有余怒。

1975年的某一天，红色高棉突然通知他们必须离开金边，理由是“美国飞机将对这座城市进行轰炸”。赖建文离开后，他们的住所就已不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被迫随着浩荡熙攘的逃难队伍在柬埔寨潮湿多雨的旷野里行进，没有方向，没有水和食物。下雨了，他们就躲到乡间农舍的猪牛圈里，在臭气熏绕下等待雨停。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被农民们驱赶。“他们会对我们狠狠地说：你们这些中国人！”在柬埔寨，擅于经营的华人拥有很多财富，这让传统的当地民众心怀嫉恨。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从牛打过滚的污水坑中饮上几口。钞票被宣布无效，他们不得不用身上的什物换取粮食。大儿子曾为一顿久违的白米饭而大喊：“今天有米饭吃了！” 对这声叫喊，赖建文刻骨铭心。

“黑色布料可以换得更多的粮食。”赖建文的妻子杨碧云说。柬埔寨农民喜欢黑色布料，他们认为这样布料做出的衣服更耐脏。而珍贵的宝石却被认为是不值钱的玻璃碎渣，换不了任何东西。

许多人在路上死去。赖建文曾在路上看到皮肉无存的人骨架。许多人失踪不是因为饥馑和疾病，杨碧云的姐姐是有产者，他们的家人被红色高棉叫去“开会”，再也没回来。在那时，“开会”含有恐怖的语义，许多人因为是有产者而失去生命。杨碧云的许多亲人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

1975年5月，在柬越边境，赖建文一家用仅有的金条从守军枪口下潜入越南。他们来到西贡，住在一间寺庙里。如今，那间寺庙已被辟作供奉骨灰的佛堂。赖建文的儿子赖金业偶尔还会回去烧上几炷香，还有上了年纪的人能认出他来。

在胡志明市，赖家举目无亲，而孩子们需要食物。赖建文希望从一位老板那里拿一些日用品贩售，以维持生计。这位老板吃完饭正在河边散步时，他看准机会走过去，刚开口说自己是难民，老板转头就走。那时柬埔寨难民意味着乞讨、麻烦和一无所有。赖建文赶紧抢上去，说自己只是想从他那里要点货，这才得以继续商谈。“想想都让人心酸。”赖建文说。

于是，赖建文一家开始靠卖塑料桶谋生。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1979年夏天，他们这些从柬埔寨来的难民又被逼住进了难民营。

那又是一次不得已的迁徙。在难民营里，一家人一待就是七八年。每个月有固定配给，但并不充足。春节是短暂的欢乐时光，但他们不得不按照越南历过年，他们被告知，若是按中国农历过新年，那么就回中国得了。那一年，中国和越南交战。“我们偷偷地听普通话广播，若是被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杨碧云说。

1986年，持续多年的难民营封闭生活让赖建文一家无法忍受。赖建文借口说他的腿疾严重，需要去难民营外进行治疗，带着大儿子赖金业离开了难民营。他们没有再回去。父子俩在胡志明市的路边摆起了中草药小摊点。那一年，越南开始准备转变，搞“革新开放”。2008年的6月29日，赖金业和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此地时，当年小摊所在的位置已成了一间网吧。当年卖草药的木桌现在还摆在他家现在的堂屋里。“我会永远保留着。”杨碧云说。

过了两年，赖建文将卖草药赚得的钱交与一些熟悉难民营情况的“能人”，终于，自己的妻子和另外四个儿女在夜色掩护下从难民营中脱逃。

一家人终于团聚。卖草药的同时，他们开始悄悄地替别人卖一些海产。这是“好日子”的肇始。他们的海产生意越做越大。在海边悬崖上生长的名贵燕窝由国家管理，但他们能通过政府的熟人和摘燕窝的工人获得一些货源。这些上等燕窝能卖到四千多美元一公斤。

赖建文认为自己受惠于对外开放。“外国人不进来，哪有这么多人买我的燕窝呢？”燕窝的最大买家是台湾商人，1986年后，他们最早大规模来越南投资。有时一个考察团可以带走十几公斤。而越南也开始出现了暴发户，一位经营高尔夫球场的越南老板曾一次买走十几公斤最好的燕窝，“只是自己饭后吃吃”。

赖建文认为自己的燕窝确实是好，还有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不骗人。他认为这是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原因。曾有一位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太太买燕窝，由于不识货，多次上当受骗。当他到赖家买了一公斤燕窝后，不友好地说了一句：要是骗我，你要考虑后果。等他第二次再来买时，已是一脸悦色。

如今，赖建文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三个女儿分别远嫁奥地利、德国、法国，所嫁之人皆为华人，且都是潮汕籍。小儿子已于两年前娶妻，妻子为越南潮汕籍华人。今年已四十岁的大儿子赖金业至今未婚，父母通过媒人介绍的女孩皆为潮汕人，但赖金业喜欢一个越南女孩。他的恋爱受到了父母的阻挠。

两个儿子与父母的话并不多，讲话时也带着尊敬和怯懦。这个历经苦难的潮汕家庭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严格家教。已经三四十岁的子女还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之前回家睡觉。在赖家，每个房间的布置几乎一模一样。儿子们的生活井井有条，仿佛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学生。“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楼顶上做早操，然后散步半小时。”即便如此勤于锻炼，赖金业看上去还是那么孱弱。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仿佛脱离于这个时代，一些新鲜的词汇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那是妹妹去法国前留下的，电脑被透明塑料布包了起来，兄弟俩从未敢解开这块塑料布。

赖金业的一项工作是给人做翻译，在没有翻译工作时，他经常坐在自家一楼的杂货店里和弟弟赖金川一起发呆。海产生意仍由父母严格控制。小儿子只负责杂货店，一天往往仅有几十万越南盾进账。“杂货店没生意没关系，主要是海产赚钱，杂货店的税收少，如果是以海产店缴税会非常高。”杨碧云说。

“没生意，好愁苦。”赖金川有点麻木地说。哥哥赖金业想尽快赚些钱，搬出去住，尽管家里已经足够宽敞。他厌倦了鸟笼一样的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四十岁的赖金业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家庭不炒股票。赖建文说，那是他们不懂的领域，他们只坚守着最传统的买卖。他不断强调，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越南，他都是中国人。四川大地震，他和妻子通过当地的《西贡解放日报》向红十字会捐了100万越南盾。

一个主编、记者和女大学生

《西贡解放日报》办公地点离赖家不远。这是当地惟一出版中文版的越南报纸。主编阮中部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

在1978年进入河内师范大学前，阮中部是名越南军人。他的工作是拉大炮，所在部队曾打落过美国飞机。“中国支援了我们，我当时穿的军服是用苏州织造的布缝制的。”而当说到1979年中国和越南开战时，熟悉历史的阮中部笑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阮中部大学毕业后和大学女同学结了婚。最初都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一个月工资只有100越南盾。”生活很紧张，但也无计可施。那时即使有钱也没什么用，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可买。

几年后，阮中部成了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的一名公务员。到1996年，阮中部当上了第十一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体。此时，越南革新开放已有10年。“以前第十一郡哪有这么多酒吧和歌舞厅。”阮中部说。

酒吧与咖啡馆是越南重要的建筑，杜拉斯笔下飘渺的湄公河畔是许多外国人远到而来的原因。胡志明市也有一条西街，许多外国人聚集在那里，感受他们所理解的西贡。阑珊的灯火里会有女人暧昧的笑脸浮现，扫视路过此地的男人们。

如今，100元面值的越南盾已经很难在市面上看到。阮中部家的日子也好了起来，搬进了三层楼房。在广阔的第十一郡，许多以前种菜放牛羊的空地如今已被林立的楼房覆盖。

2006年，阮中部成了《西贡解放日报》中文版的主编。他认为自己的报纸向来是敢于说话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占据报纸头版的多为党政新闻。这是越共胡志明市党部的机关报。

阮中部说，现在越南正在进行“向胡伯伯(胡志明)学习”的活动，胡志明思想对他们还是很有指导作用的。在胡志明市的龙社，胡志明当年以厨师身份从此地登船去法国。如今，仍然有人到龙社给胡志明烧香，祈求发财或平安。

《西贡解放日报》的记者杨迪生曾在中国的广西大学进修两年，还经常来中国采访。他觉得，中国人和越南人都爱国，“这是好事也是危险的事。”他谈到了西沙群岛。凤凰卫视的新闻是他所喜爱的。

在杨迪生看来，越南从未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越南人在很多问题上更务实，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在胡志明市出生的杨迪生和许多这里的市民一样，还是喜欢用“西贡”这个老名字。“‘西贡’的名称在世界上更有名，政治味也没那么强，简称也更方便，如果把‘胡志明市’简称为‘胡市’多不好听！”

杨迪生生于1978年，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归为“X80”，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80后”。他喜欢香港文化，就在这些天的《西贡解放日报》上，仍在登载《射雕英雄传》。

喜欢香港影片和武侠小说的还有生于1986年的张清黄诗。她是胡志明市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李连杰、周润发、刘德华……”她列举她喜欢的香港明星。当然，她也喜欢韩剧。而越南各大电视台正越来越多地播放韩剧。

张清黄诗正在一家高档的越南餐厅实习，来这里的消费者每人至少要消费二十多美金。她穿着粉红色的越南国服站在那里，引人注目。就在6月与7月之间，2008年环球小姐大赛在越南举办。这是张清黄诗关注的事情。

张清黄诗有着年轻女孩对于未来的曼妙向往，但也已经嗅到迎面而来的压力。家在外地的她正通过实习获得工作经验，她希望和男朋友在胡志明市扎根。而动辄数千美金一平米的房价是这两个年轻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与已经工作的男友不同，张清黄诗更喜欢笑着说话。

张清黄诗来自于越南西宁省，这是靠近胡志明市的地方。她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时，经常会提到1926年发源于西宁省鹅坚县的高台教。高台教糅合了佛、道、儒、基督教的教义。在高台教庙宇的供桌上，最高一层居中的是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分别是老子与孔子；第二层的中间位置是观音，左右分别为太白和关公；第三层则是耶稣；第四层有着许多东西方人物，比如姜太公。

高台教仿佛是越南众多宗教信仰的缩影，对神灵和祖先的尊奉是越南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胡志明的街头，随处可见售卖香烛的商贩，逢初一和十五烧香的习惯与中国类似。

在胡志明市，更多的人还是信奉佛教，所有佛教场所都不收门票，并免费提供香火，所有投往功德箱里的捐助均是自愿。“在越南，寺庙是非常重要的慈善机构，许多捐赠由寺庙主持。”杨迪生说。

一个证券公司高管

如今在西贡证券公司工作的阮富强从小便对宗教怀有强烈兴趣，这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父母在年轻时都曾出家。

阮富强1971年出生在胡志明市，他父亲是越南中部的广义省人，是个孤儿，从小就出家当和尚，后来被美军抓去当兵，受伤之后退伍。母亲则是地主家的女儿，家境富裕。母亲小时候很叛逆，与家里不和，也出了家。命运安排这两个年轻人在胡志明市相遇，组成家庭，开了一家桌球店维持营生。越南南部在1975年被北方统一后，他们家所有的资产都被没收，包括桌球店。

1975年，攻入胡志明市的北方军进行巷战时，年幼的阮富强曾亲眼目睹士兵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他认为，他这一代人个性都不很开朗。“我想这与童年经历过战争有关。”阮富强说。

阮富强的家庭有经商传统。1975年之后，原来各自营生的商人被要求加入合作社和农社。阮富强的爸爸并不喜欢这样，于是跑到越南头顿买地办农场，种咖啡、胡椒等经济作物。

1986年之后，越南开始出口咖啡、胡椒，这是越南最早能出口的物品。许多人开始像阮富强父亲那样办种植农场。

阮富强的学习一直很好，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取胡志明市经济大学和胡志明市建筑大学，均获得了奖学金。最后，因尊重辛苦种植咖啡而满手发黑的父亲，他选择学习经济学。

1995年，阮富强大学毕业时，越南和美国建交。阮富强与同学们为此欢欣鼓舞，还举行了庆祝，他们认为这是越南的转机。此时的越南，已有许多台商来此投资，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阮富强打算跟着这些台商去台湾看看。

阮富强决定留在台湾学习。他最终进入台湾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在图书馆看了很多书，另外，球艺精湛的他还进入了台大校足球队。

在台湾，阮富强为台湾中小企业的崛起而着迷。“我觉得越南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于是，他选修了很多关于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课程。

吸引阮富强的还有台湾的民主政治。李登辉、陈水扁都曾是他热爱的政治人物，他甚至满怀热情地为他们拉票。“当时对政治太陌生，觉得他们有个性就喜欢了。”到了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站在哪一边，“喜欢或者讨厌的人没有了，学会了更理性地看政治。”阮富强笑了笑。

2000年，阮富强回到离开多年的胡志明市。他感到越南的前进速度已经很慢了。“看看那些基础建设，连大马路和高架桥都没有。”他觉得越南已经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邻邦。

阮富强本想进入政府机关。希望把台湾的民主政治用到自己的国家。他也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到某机关拜访过，但通过亲身接触和了解，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算了”。

彼时，许多私营企业在越南成立。阮富强开始着力于ISO认证方面的事业，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规范。但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在越南，企业花钱就可以买到ISO认证。

越南股市开张后，阮富强进入西贡证券公司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到退休。“越南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回头路可走。”阮富强说。

这段时间，熬夜看欧洲杯球赛的阮富强眼圈是黑的。这些天越南股市飘绿，大多股票以跌停收盘。阮富强强打精神不断接听打进来询问的电话，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很好的转机。

6月30日凌晨，欧洲杯决赛当夜，在胡志明市青年宫的路边竖起了宽大的投影屏幕，许多人把摩托车停到路边甚至马路上，坐在摩托车上看这场远在欧洲的比赛。青年宫附近就是胡志明市的红教堂，此时的红教堂前已人影稀疏，数分钟都没车辆经过，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停在青年宫看球。一位卖米粉的女人坐在教堂旁昏黄的路灯下，睡着了。

阮富强在家中看完了西班牙和德国的决赛，早上起来时，他松了一口气，不需要再熬夜了。

与此同时，在这个欧洲杯决赛结束的早上，平盛郡的污水边，黎氏柳喝完供奉于土地爷面前的那杯咖啡，如常地出门卖粉面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革新开放”是什么她并不知道，与头一天相比，也许惟一的变化就是欧洲杯决赛已经结束，那些时差倒乱的男人们能回到彩票摊前买几张彩票，她的收入能略微增加，这样，儿子新学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