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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云南烟草工业发展史,不仅仅沉淀了时代的印记、发展的浪潮,其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是前仆后继的企业家、实干家、开创者。他们用自己的实干、探索、尝试、努力、艰辛,用青春、热情、付出、奉献乃至血泪,让烟草这一关联多方的产业,在彩云之南茁壮成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以下提到的各位人物,与云南烟草的起步、发展、创新有着直接的关联。不管是毁誉参半还是壮志未酬,无论已经故去还是仍在实干,他们对云南烟草所做出的贡献,将铭记于史,历久而弥新;他们在推动云南烟草发展中体现出的精气神,也将为烟草文化增添不同的光彩。

壹

唐继尧

唐继尧(1883—1927),又名荣昌,字蓂赓,汉族,云南会泽人。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1883年8月14日出生。就读东京振武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深造。

唐继尧参加过“重九起义”,在镇压“二次革命”时,攻打四川熊克武率领的军队。在护国战争中,与蔡锷联合宣布云南独立,自任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护国战争结束后,任云南督军兼省长。护法运动中被推为护法军总裁之一,并任滇川黔鄂豫陕湘闽八省靖国联军总司令。

唐继尧1913年开始在云南执政。在近14年的执政期间,他聚焦于兴办教育、筹办市政、发展实业,做了若干件利民兴滇的大事,对云南的近代化事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执政后期从下属到民间怨气甚大。1927年失去云南政权,同年5月23日病逝于昆明,终年44岁。1935年,国民政府感念唐护国之功,明令褒扬,于1936年改公葬为国葬,补行国葬仪式。

在烟草种植和产业发展方面,唐继尧的贡献不可忽视。20世纪初期,英美烟草公司为寻找更好的卷烟原料来源,派遣专家赴滇考察。种植专家认为云南日照充足、四季温润且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烟叶种植,便将一批美国烟种及栽培技术资料赠予当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唐继尧马上责成云南实业公司在玉溪地区试种了72亩。春种秋收,美种烟叶的产量、质量均优于本土烟叶。当黄灿灿的烟叶收割的时候,这一捆捆美丽的烟叶获得了专家们的肯定。于是当局以《云南省政府训令第十八号》推广全省。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优质烟叶品种,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也受到了世界烟草巨头的垂青。1922年,唐继尧更是扶持庾恩锡的亚细亚烟草公司开始使用机器生产卷烟,同时为了支持和发展本省的民族工业,曾对亚细亚烟草公司采取了减免税的政策。这样的优惠条件,使亚细亚烟草公司在抗衡英美烟草公司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这些都是唐继尧后期治滇的政绩,说明他对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有所贡献的,特别是为烟草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贰

庾恩锡

庾恩锡(1886—1950),字晋侯,云南墨江人。1920年出任云南水利局局长,1922年创办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企业——亚细亚烟草公司,成为云南烟草工业的开山鼻祖。1929年9月,庾恩锡任昆明市长。辞去市长职务后,庾恩锡对卷烟事业锲而不舍。1936年,龙云聘请庾恩锡任工程处主任,在两寺广植花木、增建院舍、访求和护持古迹。1950年自杀身亡。

庾家是云南墨江名门望族,祖辈世代经商,拥有良田千亩。庾恩锡父母早逝,留下年幼的庾恩锡和小哥庾恩旸,大哥庾恩荣少年老成,在省城昆明经商,把两个弟弟接到昆明读书。庾恩锡从小聪慧,读中学期间就协助长兄经商,而小哥庾恩旸却喜欢军事,从小崭露出很好的领导才能。

中学毕业后,大哥庾恩荣将他们都送到日本留学。庾恩旸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归国后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而庾恩锡自小喜爱园林,攻读的是园艺专业,学成回国后却一时无用武之地。庾恩锡于是倾其才学,将昆明庾家老宅改建成园林式住宅,堪为园林艺术精品。后来在大哥资助下,庾恩锡开办了“明良煤矿公司”,走出经商第一步。

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革命党在重阳节举行起义,起义取得胜利,活捉了云贵总督李经羲,史称“重九起义”。庾恩旸在起义中立下大功,成为民国时期云南风云人物,担任靖国军第三军总司令。1918年2月,庾恩旸在黔遇刺身亡。

庾恩锡曾集资在上海创建南方烟草公司。但由于上海烟草行业竞争激烈,维持了不到两年,只好偃旗息鼓,庾恩锡携带着几台卷烟机回到昆明。1922年,庾恩锡以家产抵押向银行大举借款,在昆明创办了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亚细亚烟草公司(今昆明卷烟厂前身)。从此,云南的卷烟进入了机器卷制时代,庾恩锡被誉为云南烟草工业开山鼻祖。

庾恩锡推出的“重九”牌商标,其盾牌图形寓意“众志成城、全民抗日”的坚强信念;“七七”牌烟标上,一位抗日勇士高举带刺刀步枪、持手榴弹做投掷状……一枚枚烟标的方寸之间,国事危急、艰难壮烈的情绪跃然其中,力图唤醒国人振作的精神和奋起战斗的激情。

亚细亚烟草公司支撑了8个年头,仍旧难和外烟抗衡,负债累累。正处在困境之中,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知道庾恩锡有一技之长,特请他出任昆明市长。1929年9月到1930年年底,庾恩锡在市长任内终于找到为地方发挥专长的机会,对市属翠湖、古幢、金碧等公园,或培护,或改建,特别是邀请了研究园艺有素的书画家赵鹤清襄助,重新设计、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

昆明市当时由民政厅直辖。庾恩锡以“事权不一”、市政建设诸多掣肘为由,毅然提出辞职。经省务会议挽留无效,省方只得同意,聘他另任省府建设委员。

庾恩锡担任市长13个月,薪俸分文未领。交卸后,历来存薪得一次结清,发给本人。此时,这位有所建树的园艺家,宣布把应领的滇币6245.1元全数捐赠全市警长、警士,“作为各级长、警津贴之补助”,巡官以上的警官不给,警长、警士每名发给10元。

辞去市长职务后,庾恩锡对卷烟事业依然锲而不舍。庾恩锡一手创办的“重九”,至今流行于全国。

20世纪40年代,庾恩锡任省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初,昆明市文教局发掘专业人才,曾拟聘他参加全市园林管理工作,后因故未成。1950年,庾恩锡投滇池自杀身亡,享年64岁。

叁

陈纳德

克莱尔·李·陈纳德(·Lee·,1893—1958),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将、飞行员。1893年9月6日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康麦斯。

1936年6月3日,宋美龄任命陈纳德为中国空军顾问,帮助建立中国空军。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陈纳德遗孀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42年冬,云南省主席龙云发布1140号训令,饬令省烟草改进所在玉溪等地推广种植美烟,美国烟种推广种植工作正式大规模开展。1945年,时任云南烟草改进所副所长的农学家徐天骝向龙云汇报,“金元”烟种已经发生退化,严重影响云南烟草发展。龙云下决心破除外国烟草公司的阻挠和垄断,请“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回国后帮助云南购买真正的弗吉尼亚优质烟种。1946年,云南烟草改进所收到了陈纳德从美国寄来的弗吉尼亚烟种,有“大金元”“特字400号”“特字401号”3个品种,“大金元”开始在全省广泛种植。陈纳德将军将美种“大金元”引入云南,中式卷烟发展轨迹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金元”非常适应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其烟叶所含成分与内在质量均达到了当时中国烟叶最高水平。时光荏苒,1956年云南烤烟种植面积已达106.4万亩,其中80%是“大金元”,为云南成为全国烟草大省和烟叶原料基地奠定了根基。

肆

郑一斋

郑一斋(1891—1942),云南玉溪人,祖籍南京。郑一斋先生是位爱国的工商业者,是昆明大商号——景明号的经理。

1913年,郑一斋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师范学校国文科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因在校学习成绩优良,曾受聘于昆明劝学所教书数年。他时常给学生们介绍大文豪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对学生有着良好的影响。此间,因为他已有5个孩子,仅靠教师微薄的收入生活难以维持,就和老伴开了一家夫妻纸烟店,后经营发达,才辞去教师工作专心经商。由于他注重信誉,经营有方,业务发展蒸蒸日上。他所经营的各种名牌香烟及染料,由零售发展为批发,成了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英美烟草公司在昆明的总经销商。后来,“景明号”到上海设立办事处,从而成了昆明的大商号之一。一斋的胞弟郑易里(原名郑雨笙,曾用名郑重良)留学日本云南烟草在全国的地位，毕业后回国定居上海,是公司经营发展得力的助手。

郑易里在上海一面著书,一面代“景明号”在上海代办签订一些业务合同,因而使景明号由经营杂货逐渐发展到专门代理、代销业务,如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云南总代理,上海永泰和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分支机构)云南总经销等。该公司生产的名牌香烟名目繁多,如驰名全省的“白金龙”“黄金龙”“高塔”“红锡包”“白锡包”“金片”“炮台”“仙岛”等为主销商品。“红锡包”香烟首先是昆明市张宝兴号运来10大件试销,因“景明号”上海有人,一个电报拍出去,雨笙签订了代销合同,这10大件香烟运抵昆明时仍然交给“景明号”。

1930年,郑易里定居上海后,郑一斋将云南土特产运到上海,再由郑易里负责批发给各个商号。经营所得一部分用于采购上海货品发往昆明,一部分则作为出版经费资助由郑易里、黄洛峰筹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革命进步书籍等。同时,郑易里还在上海为“景明号”代办签订一些业务合同,使“景明号”由经营杂货逐渐发展到专门代理、代销。到了1937年,“景明号”在昆明的声望达到了有口皆碑的地位,郑一斋在同行业中被称为“儒商”。

玉溪现在成了著名的云烟之乡,说起玉溪的种烟史,郑一斋先生应算开山鼻祖之一。景明号是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云南的总经销商号。抗日战争前,各种名牌香烟的原料主要来自河南许昌,北方许多地区沦陷之后,烟草来源也就断绝了。在郑一斋先生的协助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派专员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适宜种植烟草。经商议,决定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提供烟草种子,并派人做技术指导,景明号负责在玉溪江川等地试种。试种取得成功后,逐步扩大了种植面积,不仅缓和了当时烟叶原料供应紧张的状况,也为后来我省烟草种植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老先生经营有方,且仗义疏财。他说:“我做生意完全是为了生活,不是为发财和享受。有了钱要会用,要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绝不能做钱的奴隶。钱用的适当,就会发挥有益的作用,用之不当,会造成不良后果,甚至成为罪恶之源。”他不但这样讲,而且一直是这样做的。

得到他经济支援的革命同志有很多。早在1936年时,救国会“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和史良)突然被当局逮捕入狱。李公朴先生被捕后,他主办的“生活书店”陷于困境,在缺乏资金面临停业的旦夕,就是郑易里同志转请郑一斋出资一两千块大洋而改组为“读书生活出版社”,使得该社重振旗鼓,由艾思奇同志管编务,黄洛峰同志任经理,郑易里主管财务。后来,“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宣传科学文化,宣扬马列主义,在国统区占领文化阵地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在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以后,全国文学、艺术、教育界人士纷纷来滇,在职业无着、国统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云集昆明的许多“穷朋友”都得到了郑老先生的资助。关未然同志(黄河大合唱的作者)曾经讲述:“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西南局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决定将一部分党员由重庆疏散开去。于是组织上决定派一批党员由重庆去昆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到了昆明以后,组织上又决定派我们到缅甸去,在华侨中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1942年仰光沦陷前夕,我们才离开仰光,当时公路交通已中断,桥梁被炸毁,我们还带了一批缅甸华侨青年,靠步行回国,当时真是落荒而逃。到了昆明,住没住的,吃没吃的,正在这时,郑一斋先生给了我们大力的援助,让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给我们每人都发了生活费,这样我们才在昆明立下了脚跟。”

1942年7月,郑一斋在昆明被一辆美军吉普撞倒,因伤势严重与世长辞,终年51岁。他逝世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爱国人士为之悲痛。据记载,当时李公朴、光未然、赵枫等人还为他合写了一首歌曲,名为《你的光辉永远不灭》。

伍

褚时健

褚时健(1928—2019),云南玉溪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褚时健1928年1月23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参加过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任边纵游击队2支队14团9连指导员;曾任盘西区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1958—197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红光农场改造,后任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副场长,曼蚌糖厂、嘎洒糖厂厂长。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启了中国烟草的“红塔山”时代。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他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的现代化大型烟草企业。1999年1月9日,褚时健因经济问题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古稀之年入狱,75岁东山再起。2002年,保外就医后,与妻子在哀牢山承包荒山开始种橙。2012年11月,85岁的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褚橙品质优良,常被销售一空。褚时健从“烟王”变身成为“中国橙王”。

对于云南烟草工业而言,褚时健具有不可忽视的代表意义。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他认为要想获得好的卷烟品质,一要有先进设备,二要有优质原料,而最重要的是第三条,要有好的管理机制。

说到设备,彼时的玉溪卷烟厂,90%的机器已经运行了几十年,老旧程度不堪入目,改造起来并不容易。经过不懈的努力,褚时健获得了批准,能够去欧洲进口设备。而为了引进先进设备建新厂,褚时健突破各种限制,亲自北上,直接找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邹家华,最终获得投资8亿上新厂——关索坝工程的许可。

设备更新后,随之而来的是原料即烟叶的问题。他研究了“万宝路”等国际香烟品牌,发现它们与国内香烟最大的区别就是烟丝品质。褚时健明白“产品品质三分靠设备,七分靠原料”的道理。烟叶的原料品质是决定烟厂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对于有产品品质“洁癖”的褚时健来说,只有先进设备没有优质原料,仍然是一大遗憾。

把烟田作为“第一车间”是他的第二个对策。他在职工大会上讲,要烟厂职工将烟田视作厂里的“第一车间”。“第一车间”的大面积开拓,保证了玉溪卷烟厂90%的原料供应。

烟厂在玉溪地区培养了3000名烤烟技术辅导员,让辅导员们下到每户烟农的地里,手把手地辅导以贯彻执行“十条规范”。一个村子40到50户烟农,烟厂分配两三个辅导员蹲点,烟草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把握好,每一个数据都控制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的栽种过密、肥料结构单一、过早收割的问题。

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从烟叶基地收获的上等烟叶已经占到了全部烟叶的四成,中上等烟叶比例已经达到85%。

褚时健在烟草原料上的第三个创举是争取到“三合一”,这是褚时健的一个大胆想法,他是要把烟草公司和专卖合同并入烟厂体系。受到当时省委领导的支持,玉溪范围内可以推行褚时健的构想。

烟草公司、烟厂、专卖局的合并给了烟厂充分的自主权,褚时健利用烟草公司设置质检岗位的权利,设置了31个质检人员,对收购来的烟叶进行全面检验,规定:初检不合格的要进行复检,复检再不合格就要处理。

这三个举措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因为烟叶有一个3年的自然纯化过程,褚时健从1985年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第一车间”,到1987年和1988年即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1987年,玉溪卷烟厂向国家上缴税利7.63亿元,年增长率为49.7%;1988年,玉溪卷烟厂上缴税利11.9亿元;1989年更是达到20.3亿元。褚时健的改革和他部署的“第一车间”以及烟草“三合一”的管理模式得到了广泛认可,到1993年,玉溪卷烟厂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当年创税利达到85亿元,相当于当年360个中等农业县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褚时健用18年的时间使玉溪卷烟厂效益不断提高,为国家累计创造税利超过千亿,培育出的红塔品牌在世界名列前茅。

褚时健年过半百赶上改革,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大干一场,为国企走出了条新的生路,打造了“红塔山”帝国;而在他71岁高龄,也就是最辉煌的时候,摊上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晚节不保、锒铛入狱;在出狱后又以75岁高龄进入哀牢山十几年,开发出了广受欢迎的“褚橙”。

2014年12月18日,褚时健荣获由人民网主办的第九届人民企业社会责任奖特别致敬人物奖。获奖词:“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以75岁高龄开始了冰糖橙种植事业,褚橙开创者。十年以来,他已经以个人名义为华宁县捐助总计将近一千万人民币,用于修建灌溉设施、路桥建设以及村民的住宅建设。褚时健对中华工商传统的传承和创新、对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方面的示范,注定了他是中华工商史无法绕开的人物”。

本文节选自张睿莲著：《中国烟文化与烟文化产业》云南烟草在全国的地位，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