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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奇迹--不是所有品牌都有95年故事

迄今为止,“大重九”已经95年了。

95年的时光,足以成就其经典。

面对经典,

人们总好奇,

如何才能九转功成?

所谓经典,

总要百般淬炼,

要不忘初衷,

还要,继往开来。

品牌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创始人影响,因为,创始人会赋予品牌以内涵。就像可可·香奈儿的那句:“流行稍纵即逝,风格永存”,最终成就了香奈儿品牌持久的生命力。所以,一开始,人们往往会从创始人的身上,去探寻品牌的定位与精神。

庾恩锡是“大重九”品牌的创始人,可以说,在中国的民族工业史上,他是最早一批具有品牌意识的企业家。庾恩锡一生传奇,参加过革命、当过市长、办过企业、建过园林。如今,庾恩锡给人们留下的,有昆明近代建筑史上的精品,还有95年的品牌。他的后人中,有明星。

家族的延续,品牌的存活,唯有坚忍,唯有坚守。坚忍,则薪火相传;坚守,则品牌不坠。

很显然,就像磊楼身上有庾恩锡的烙印那样,大重九也留有庾恩锡的情怀。

磊楼 “重九”魂

从昆明市区出发,一路向南,沿着滇池西岸,在碧水青山之间穿行,直抵白鱼口,磊楼就在那里。

这是一幢完全以天然岩石叠砌而成的建筑,岩石大小不一,整个建筑中间高,两边低,呈品字形,三层石结构。磊楼面向滇池,岸边微风拂柳,背靠小山,古木苍茫。楼前,立有“磊楼小记”,其中提到:建造者庾恩锡,字晋候,号空谷散人。云南墨江人,原民国昆明市长。早年留学日本,曾从军、从商、从政,一生极富传奇。小记中,有诗一首:碧水青山抱石楼,沧桑风雨几十秋,又逢万紫千红日,花自妖娆水自流。

磊楼,磊石成楼之谓也。不过,对于磊楼这名字本身,也有人讲,暗喻了主人对“磊落”的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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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卓然 功绩无数

庾恩锡出生于墨江县碧溪镇,这个小镇位于墨江县城北9公里,四围群山环抱、小溪环绕。镇上儒风浓郁,商贾云集。

庾恩锡的父亲庾国清,是当地有名的商人。染上瘴气,于1894年去世,庾恩锡时年仅8岁。父亲临终前,将三个儿子唤到跟前,嘱托说:“中国之所以积弱至此者,由于国之不富与兵之不强也,非开矿经商不足以至富,非整军武不足以图强。我死尔,诸子切勿忘乃父之意。”

遵父意,庾国清的三个儿子,日后果真成为云南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长子庾恩荣成为一代滇商巨擘、次子庾恩旸是护国将军,三子就是庾恩锡,驰骋政商两界,才华卓然,功绩无数。

人们形容庾恩锡“生性豪爽、侠肝义胆、喜客好贫,能急人之所急敢于直言面析人过,人亦以此谅之。”庾恩锡的功绩之一,就是创办了云南第一家机制卷烟厂——亚细亚烟草公司(昆明卷烟厂前身),推出了延续95年的“重九”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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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九”品牌首先在上海发声。1920年4月,昆明《义声报》报道,由庾恩锡创办的南方烟草公司在上海成立。产品均以昆明园林名胜和历史典故为商标牌号,包括“唐梅”、“金马”、“重九”、“护国门”、“翠湖”、“五九”6个卷烟品牌。

不过,当时消息传递迟缓,庾恩锡对故土的热爱之情,上海人“不解”,云南人则“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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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恩锡的品牌意识

不过,南方烟草公司在上海“水土不服”,但庾恩锡不气馁,1922年,他回来了。

他先是卖掉庾园南隅的部分地皮,又向富滇银行贷款几万元作为资本,创办了亚细亚烟草公司。从此,云南的卷烟开始由手工卷制的时代进入了机器卷制时代。

公司成立后,第一个推向市场的产品,就是重九牌香烟。

所以说在民族工业史上,庾恩锡是最早一批具有品牌意识的企业家,从他推广产品的方法上便可见一斑。

在推出“重九”后云南昆明卷烟厂的产品有哪些,庾恩锡在云南报纸上刊登启示,号召昆明文人墨客为“重九”撰写楹联,这样的营销手段在昆明全属首创。启示中写道:“入选者,敬赠重九香烟1000支。”应征者众多,扩大了重九烟的知名度。

庾恩锡利用自己在昆明各界人士中的声望和地位,在大观楼庾家花园举办舞会、灯会,请人来说书、演戏,大家看得尽兴时,他会适时递上“重九”烟,为文人雅士助兴。

这,或者就是如今“品吸会”的雏形吧。

抚今追昔,没人知道,多年以后,当失意的庾恩锡站在白鱼口的磊楼上,遥望滇池,桨声灯影之间,他会否想起“重九”出世之后的种种。当时的庾恩锡也不会知道,他所创建的品牌,95年后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仍是行业翘楚。

不过,在当时,庾恩锡的营销手段,以及亚细亚烟草公司的生产技术,已经打开了局面,外烟遇到了强劲对手。由此,“重九”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名牌,亚细亚烟草公司也成为了云南有名的卷烟企业。

非凡个性 家国情怀

此后,在1928年,庾恩锡推出新牌号“大重九”,公司在《社会新报》刊登广告:“大重九香烟出世,品质精美,定价低廉,爱国同胞,请尝试之。”

不过,随后亚细亚烟草公司便因种种原因而停业。

1929年9月,庾恩锡出任昆明市市长。任内,他找到了发挥专长的机会。曾经在日本攻读园艺专业的庾恩锡,对市属翠湖、古幢、金碧等公园,进行维护或改建,还重新设计、彻底扩建了大观公园。

但极具个性的庾恩锡最终不能适应官场,在担任市长13个月后,他借口昆明市官场“事权不一”,市政建设诸多掣肘,提出辞职。

任内,庾恩锡的薪俸分文未领,辞职之后,一并结清,发给本人。不过,庾恩锡却把应领的滇币6245.1元全数捐赠全市警长、警士,“作为各级长、警津贴之补”,除巡官以上的警官外,警长、警士每人发10元。

1936年,“太华、圆通公园工程处”成立,龙云又聘庾恩锡任工程处主任。他请赵鹤清为助手,在两寺广植花木、增建院舍,访求和护持古迹,此为庾恩锡对地方园林建设的最后贡献。在此期间,庾恩锡建了磊楼。

而在那之前,卸任之后,庾恩锡曾重操旧业,再办烟厂。不过,由于当时外烟大量进入国内,最终失败。那算得上是重九品牌的第一次蛰伏,不过,品牌本身被庾恩锡赋予的家国情怀、实业期待则无法湮灭。此后,重九品牌几经浮沉,终成经典。

据《墨江县志》记载,1950年,庾恩锡去世,享年64岁。

在市场上,品牌的生命力,深究起来,没那么神秘,它并不取决于财务报表、成本构成这些常人不太关注的东西。而是永远与活力、感性、人格化、气味、温度等等要素联系在一起。庾恩锡将品牌命名为“重九”,是为纪念,可见其志。与此同时,生在那个年代的品牌,都无可避免地背负起与“洋货”竞争的责任。所以,重九一出生,便“人格化”了。

品牌几经易手,却仍志存高远。第一次蛰伏之后,它随滇军出征而涅槃,后被称为“抗战烟”。重九品牌,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品牌本身,也就慢慢感性起来,带有温度了。百余年以来,我们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不胜枚举,可民族精神永续。

在构成民族存续的那些伟大故事中,在亿万家庭中,重九虽然只占方寸,却与那些故事和家庭同气相求。这,或是重九品牌的生命力所在。

光复楼 “重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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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九起义之后的第11年,庾恩旸被刺身亡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22年,“重九”品牌诞生。庾恩锡取名重九,是为纪念,不但纪念云南“重九”光复,也是纪念庾恩旸。

一开始,重九以光复楼作为烟标形象。

光复楼原名五华楼,1911年,“重九起义”成功,昆明全城光复,云南独立。起义第三天,建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都督府设于五华山五华楼,为纪念云南“光复”遂将五华楼改为“光复楼”。

现如今的光复楼已是重修之物,人们可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重九展厅看到光复楼的原样。两排西式玻璃窗,每排四个,最上一层,像四个瞭望台,顶着最上面的“光复楼”三个大字。

云南著名文史学者余斌教授说,“光复楼”三字是蔡锷请周钟岳题写,周钟岳时任云南军都督府秘书长。

阻击洋货

学者们认为,云南省城起义(重九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

当时的昆明,领导起义的,有蔡锷、李根源,李鸿祥、罗佩金、唐继尧、黄毓英……

那是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将星云集、人才济济的时代。不过,庾恩旸有庾恩旸的使命,庾恩锡有庾恩锡的担子。

“重九起义”期间的昆明,如无战事,民间的生活大致是这样的:入夜,大观集市的路边,手工卷烟人已经集结,他们一溜排开坐下,面前支着木头做的简易卷烟机。一把大刀,把晒干的烟叶切得匀整精细,用牛皮纸包着,放进木头盒子的凹槽上裹一裹,简易香烟就制成了。

掌灯时分,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陆续来到这里,男人会花很少的钱,买上几支廉价的手工烟,点上火,坐在篆塘河边,咀嚼着这一天的倦与愁。

这种手工卷烟,在云南延续了很长时间。

只是,当时的云南,因为滇越铁路的通车而成为国际大通道,大量外国货物长驱直入。据蒙自海关统计,1911年云南进口的英美烟草制品价值4万多两白银。到了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英美烟草公司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手段,将它们生产的“老刀”牌等牌号卷烟大量倾销到昆明市场。

国人心急,欲造国货奋起直追。云南的烟草市场先后涌现云南荣兴烟草公司、苍洱仁智烟草公司等本土烟企,但因为技术、原料、材质等因素,在外烟的强劲攻势下,纷纷败下阵来。

在烟波浩荡的岁月,手工时代的工匠精神,终究不敌工业革命的汹涌浪潮。必须有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以更高效的生产技术,更优质的产品,来阻击外烟对昆明香烟市场的垄断。

亚细亚烟草公司便是这时候建立的。

上交配方 抗战

无法肯定地说,庾恩锡当时此举就是民族意识,或许他创办公司仅为赚钱,但建立自己的卷烟厂与洋烟抗衡,本就是凌然之举。

当时的云南总督唐继尧为支持和发展本省的民族工业,曾对亚细亚烟草公司采取了减免税的政策,这使庾恩锡在抗衡英美烟草公司的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

在那时,回望过去,“重九起义”无疑是很多人的精神源泉;面对未来,“重九牌”可能又蕴含了不少人的期许,“工业强国”的期许。

这就是“重九”从诞生伊始,就背负的时代责任。

然而,不久龙云打败唐继尧成为“云南王”,亚细亚烟草公司获得的减免税优惠条件被取消。一度雄心勃勃的庾恩锡,没有了来自官方的扶持和保护,一下子处于困境之中。

时至1929年,亚细亚烟草公司因各种原因关停,由省政府接收,更名为南华烟草公司。亚细亚全盛时期,公司拥有机器12部,工人150人,是上世纪20年代昆明唯一的一家生产香烟的民营企业。

8年之后,抗战爆发,庾恩锡找到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说道:“抗战军兴,国难当头,无奈晋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无以面对国家和民族。思来想去,恐怕只有一样东西对云南、对国家还有些用处,我把它交给你吧。”随后,庾恩锡交出了“重九”牌香烟的配方。

就在光复楼,龙云向庾恩锡承诺,绝不让南华烟草公司倒了“重九”的牌子。而接手亚细亚的南华烟草公司生产仍不正常,最终关闭,这则是后话。

涅槃 出征

在亚细亚关停,“重九”蛰伏期间,英国烟继续走俏,“三炮台”“强盗牌”等烟依然在昆明的烟市上横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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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恩锡则当了昆明市长,建了磊楼。庾恩锡每次出手,都是杰作。磊楼建成后,虽远藏城郊,仍备受关注。云南著名文史学者余斌教授翻阅西南联大相关史料发现,联大三大执委之一的梅贻琦就经常跑到磊楼,宴请贵宾。

在庾恩锡离开了烟草行业的日子里,“重九”则在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1937年9月9日,滇军60军出征,在巫家坝举行的誓师大会上,每位官兵都领取了一条南华烟草公司赶制出来的“重九”香烟,重九一经涅槃,便与民族和家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1942年,云南省政府投资,兴建云南第一家公营机制卷烟厂——云南纸烟厂(昆明卷烟厂和红云红河集团的前身),1943年投产。投产的首个品牌即是“重九”,并进行了商标注册。

烟厂成立之时,龙云把“重九”的配方交给厂长,并请后者记住“重九”这个曾经记载了云南无数仁人志士光荣与梦想的日子。

为此,云南纸烟厂的主事者重新设计了烟标,加入了盾牌图形,寓意众志成城、全民抗战。一时间,云南人纷纷放弃外烟,改吸“重九”,还把吸“重九”视为一种爱国行动,并风趣地称之为“缴纳抗日税”。

1966年,大重九于当年7月6日停产,从此销声匿迹长达10年之久。这是“重九”牌的第二次蛰伏。至1977年7月,昆明卷烟厂才重新恢复“大重九”的生产。

“大重九”再次重生。这次,它出现在老山前线。

在关于那场战争的报道中,有这么一张图片——一位战士怀中抱着枪,在猫耳洞旁,正用一张“大重九”的烟标写家书。

有概念、有情怀、有卖点,品牌有这些,也能红极一时。不过,一个品牌要想生存九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长,肯定要有品质的支撑。如果从更专业的角度去讨论两者的关系,那就是:品牌依托于品质,品质是品牌的保障。或者说,品质是肉体,品牌是灵魂。在两者的关系中,做单项比较,比如只有品质没有品牌会怎样,或者没有品牌只有品质会怎样,是没有意义的。

坚守品质当然没那么容易,时代日新月异,新的原料、新的技术、新的经营模式种种,都可能成为影响品质的因素。在市场上,一个品牌时时都在被追赶,稍有不察,即被超越。这就是百年品牌少之又少、弥足珍贵的原因,“重九”品牌,起起伏伏,95年不倒,除了其“重九”内涵,除了家国情怀,当然也靠品质。时间是品质最好的证明。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95年,重九一路走来,是怎样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虞园“重九”质

庾园,分新老两处。

所谓“老”的,是1913年,庾恩旸建园于崇仁街,后由庾恩锡继承并改扩建,园内著名建筑有三门牌坊、钟鼓楼、三友楼、伴松书屋、岁寒亭、三友亭等。

此后,1927年,庾恩锡建新园于大观楼外草海之滨。园中有多孔石桥、曲桥、晋侯楼、石牌坊等。

在后人看来,庾恩锡的这些建筑作品,无论从造型还是建筑工艺来看,都称得上是昆明近代建筑史上的精品之作。在庾恩锡心里,是更爱他的园林,还是更得意他的“重九”,人们没法知道。但我们从庾园中就不难看出,庾恩锡对品质的追求。唯有这样,他的作品,无论是园林,还是“重九”,才能或为顶尖,或成经典。

如今,崇仁街的庾园早已没了踪影,但从大观楼南园的庾园,人们还可以找到当年昆明顶尖私家园林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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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重九”

把时间倒回90年前,庾园正是“重九”品牌的诞生地。

如今,相比90年前,崇仁街已经天翻地覆。庾园和亚细亚烟草公司的老楼,已于上世纪拆除。曾经风华,或在人的记忆中,或在照片里。

有关老庾园,有史料记录。大致上,牌坊、水池、假山、石像、松、柏、竹、桃,精工镂刻无一不有。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园子中央被隔上一堵墙,南端是五华区委政府,北端成为云南省话剧团的办公用地。

近八十高龄的高志兰,于1956年进入云南省话剧团。她回忆,那时,院子的格局已经全变,气派的门头已经拆掉。有座两层楼的窗外,长着一棵四五米高的缅桂,清风徐来,花香阵阵,那种诗意满怀的舒畅感,如今还会在高志兰的脑海中萦绕。

庾恩锡当年是否在这样缅桂飘香的环境中,研发了“重九”牌香烟的配方,亦未可知。配方是决定“重九”品质的重要因素,“重九”能在当时抵御外烟,可见品质。

万揆一先生在《民国时期昆明的香烟》一文称,在徐天骝、褚守庄、蔡希陶等几位云南烟草改良先驱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下,滇烟的改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特别是“重九”,烟味醇厚,烟丝深黄,终可与英国的“老刀”和南洋烟草公司的“美丽”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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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则认为,万揆一先生是民国时候的老报人,手上资料齐全,对昆明地方掌故研究透彻,所发议论向来可靠。

更好的原料

“重九”品牌在“老”庾园诞生,从那一刻,烟与园的命运便仅仅相连。这其中,就包括1936年11月,庾恩锡因筹办烟厂向银行的借款到期,无法偿还,便用庾园房产,包括全部花木、家具抵偿贷款。省府接收庾园前部,改为省府招待所。

而在大观楼外的草海之滨,从西华北路至大观河,左转,进入庾园路,前行大约1.5公里,右望,可见一片开阔地,视线尽头是围墙,抬眼便是庾家花园的门头。

入得新庾园,首先得见晋侯楼。楼为红色,正门拱顶处有“晋侯楼”三个大字,落款为“壬午,樊元杰”。

园中有桌椅,老人打牌娱乐,孩子奔跑嬉戏。白猫在打盹,遇有来人,弓一弓腰,打一个哈欠,消失于林间。荷塘内荷花正艳,三角梅吐露芬芳,野芭蕉树沿河生长。

一路走来,茂林修竹,杨柳依依,爬山虎覆着屋顶。

一座曲桥,尽头是一方六角亭,亭周围长着各色植物,以竹居多。亭子与大观公园一水之隔。

一座石牌坊,宽一米余,高近三米,由钢管撑着。左柱由两道铁片箍住,应该是曾经毁损,修缮后得以新立。柱子上有四方兽,顶端有麦束,横匾中间有“寻芳深处”四字,落款注明“集山谷幽兰赋”,横匾背后是“亦足以畅叙幽情”,择句王羲之《兰亭集序》。

牌坊的一点钟方向,是一方巨石云南昆明卷烟厂的产品有哪些,上书“壶中九华”,背后有诗句,落款“民国十六年夏历丁卯生阳之月”,即1927年冬至月,庾园落成的时间。

就在新庾园建设期间,庾恩锡正在为“重九”寻找更好的原料。

神奇变异

当时,庾恩锡为了与全世界最大的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竞争,不断提高卷烟质量,不断从河南许昌、山东青州购进上等烟叶,还通过美国花旗银行买入美国生产的优质烟叶。同时,亚细亚烟草公司根据云南消费水平的差异,还生产了高、中、低不同档次和5支装、10支装的各牌号卷烟。

庾恩锡当年的追求,已为后辈企业家率先垂范,已开云烟先河。不过,若非龙云,在“重九”后来的发展中,原料方面,或许也会存在问题。

那是在1945年,抗战结束,陈纳德即将离开中国,他的老朋友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他送行。在晚宴快要结束的时候,龙云拿出30两黄金,请陈纳德为他采购一些珍贵的植物种子。

龙云特别强调,要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种子。这些珍贵的种子,就是“大金元”烟种。“大金元”非常适应云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其烟叶所含成分与内在质量都达到了中国烟叶的最高水平。

美国烟草品种“大金元”传至云南后,在多地种植,路南县(今石林县)路美邑是重要的产区。1962年路南县路美邑烟农从“大金元”变异株中选出“红花大金元”,后来成为云南烟区的主要栽培品种之一。

“清甜香润、醇和馨怡”是云南产“红花大金元”的风格特征,人们对其此前的变异,也啧啧称奇。现在,在印象烟庄,有一片向阳缓坡的红壤地,30度的坡度,让每一株“红花大金元”都得到全方位的照射,阳光下,每一株叶片都在积累更多的致香物质。

这就是“大重九”的原料。

人们有时候会讨论“品牌死亡模型”,来讨论品牌与企业的短命,据说,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几年,其中好点的,几十年。面对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品牌的消亡,人们或无动于衷,或简单凭吊一番,便去拥抱新的品牌。“老字号品牌如何转型重生”,几乎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所以,“重九”95年,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实属不易。这其中,除了始终不渝的精神,“重九”还需要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传承,要不忘初心;创新,则要面对时代的挑战,契合时代的需求;还要,卓尔不群。从亚细亚烟草公司,到南华烟草公司,从云南纸烟厂,到昆明卷烟厂,再到红云红河集团;在庾恩锡、龙云、陈纳德、徐天骝、褚守庄、蔡希陶,以及红云红河人的努力下,“重九”品牌方能传承至今。

他们坚守着“重九”最初的情怀,通过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为品牌注入新的活力,用95年,终铸成一个经典。

讲武堂 “重九”韵

每天,在翠湖畔,来讲武堂的人形形色色,游玩参观的有,缅怀瞻仰的有,寻根祭祖的也有。云南陆军讲武堂,是现存的距离“重九起义”最近的建筑之一。

讲武堂二楼的展厅里,有“重九起义”主题,陈列着有关重九起义的地标建筑。其中,一个六角翘起的毓英亭,是为纪念名将黄毓英而建。重九起义爆发时,黄毓英是滇军驻北教场73标排长、同盟会的会员,在风云际会的历史上,是他打响了重九起义的第一枪,彪炳史册。

在众多充满着古旧色调的展品中,一件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外墙色调一致的藏品,引人注目。四条漆黑的古木,以“井”字型围成一个展框,框内深灰色的亚麻布底板上,钉着四张烟壳,底色是金黄耀眼的一抹黄,名字就叫“大重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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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这黄色也会在红云红河的车间里传递。

融为 一体

95年后,大重九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一开始,印有光复楼的“重九”,和印有讲武堂的大重九,如今已经无缘得见。不过,“重九”品牌愈发展,其烟标,愈是本应有的样子。

如今的大重九,要从1949年说起。当年6月,云南纸烟厂“重九”牌香烟更名“大重九”牌香烟,用“大”字,表达对重九起义的景仰。

云南纸烟厂经理苗仲华邀请昆明艺术界人士,对庾恩锡创立的“重九”老牌商标进行修改设计。设计团队中,艺术家廖新学曾留学法国,于194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刻系,先后获法国春季沙龙艺术之友雕刻金奖、绘画银奖,是云南近代接触的艺术巨匠之一。

老昆烟人王天培先生所著《昆明卷烟厂烟标册》中可见这枚烟标,它以云南陆军讲武堂标志性的金黄色为主色调,以盾牌图形托起“9.9”,表示“重九起义”捍卫民权、争取自由的意境。

以菊花叶片拱托“大重九”三字,寓意金秋时节,暗含古代诗人“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的美意,也寄寓着永不自满、步步登高的志向。

自此,历史与现实,个体与家国,人生与抱负,生存与梦想,边疆与世界……真正地在这方寸之间,融为一体。

不过,在和平年代,重九告别战场,回归生活,庾恩锡95年前创建的品牌也在向现实发问,“重九”何以为继?这个问题,需要红云红河人来回答。

独特气质

王天培收集与烟有关的一切,家里摆满了烟具、烟盒、烟标,但他总是会对与“重九”有关的东西高看一眼。和王天培一样,如果你去接触,就会发现,红云红河人熟读重九起义的历史,对庾恩锡的奇闻逸事信手拈来,这是他们对历史的景仰,对“重九”之魂的忠诚。

与此同时,红云红河人通过对工艺的极高要求,追求“大重九”的高端品质,他们相信,唯有如此,才能让品牌本身传承下去。现如今,每一支“大重九”都经过了田间调香、烘烤调香、醇化调香、成品调香四个调香步骤。在印象庄园,他们采用立体烟株栽培模式,让多类型的自然花香同烟叶的自然香味充分融合,通过烟叶的光合呼吸,提升烟叶的自然香味,实现烟叶与植物香原料的田间自然大调香。

烟叶窖藏到了一个合适的时候,烟叶中的糖份变得稳定,杂气逐渐排除,此时烟叶进入人工挑选阶段。只有拥有20年制烟经验的专业技师才有资格挑选用来制作“大重九”的烟叶,因为只有他们在用手感受如丝绸般的烟叶时,才能凭经验挑选出用来制作“大重九”的上品烟叶。

同时,“大重九”用柔性加工方式,集成“全叶精选”、“三段分切”、“多级复配”、“分级加料”、“箱式储存”等一系列加工工艺,赋予了“大重九”独特的气质。

庾恩锡如果能看到如今中国的工业水平,如果他能看到自己创建的品牌在种种方面都被发扬至极,他一定是欣慰的。

面对未来 道尽往事

“大重九”能有如今的品质,绝非一蹴而就。

除了“重九”品牌此前的两次蛰伏,王天培还记得,1989年,消费者曾反映“大重九”质量下降,昆明卷烟厂曾提出“还我重九”,举全厂之力对“大重九”进行提质升级。

在王天培的印象中,那时,整个行业还不讲究包装,投入了大量的钱财、人力物力,主攻原料方面,结果“拿下了”。当时《云南日报》等媒体报道:“大重九又回来了。”

在那时候,昆明卷烟厂的工人为了提高产量,常常半夜爬起来,爬窗子进到车间里开机器,人们调侃说是“半夜闹鬼”——机器“轰隆隆”地自己就开起来了。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这可谓是“重九”品牌的一次自我革命。

如今,在昆明卷烟厂,平时有两台卷包机负责生产“大重九”,机长负责保证每一包“大重九”外观的完美。这意味着比其他产品高一倍的质检频次,以及更高的质量标准。

在正常生产中,如果某些工艺指标的误差在1.5到2毫米之间,那么在这儿,则不允许超过0.5毫米,甚至在有些工艺指标上,不允许有误差。

这标准是2013年制定的。近乎苛刻的标准,一度导致当时产量下滑了20%。然后,是不断的摸索、实验,人与机器的协调、工艺进步,产量提高。

回首望,往事纷杂,可越回望,95年的“重九”品牌就越清晰,她像那一块块石头筑起的磊楼,也像那棵棵树、段段木建起的庾园。

当然,时代总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生产者解决了内在的质量,他们又要应对消费者所要求的更完美的外观。接下来,时代还会给“重九”提出其他的问题,但未知的一切,可能恰恰就是“重九”品牌成长的动力。

有一点是肯定的,方寸之间,“大重九”的黄,仍会将那些如歌往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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