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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媒体注：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凤凰深调（ID：），作者 | 丰烨，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隐入尘烟》的故事，是39岁的李睿珺，在4年前回乡的路上逐渐想清楚的。

2018年春节，像往年一样，他从北京回到老家——甘肃省张掖高台县下面一个叫“花墙子”的村庄。

2022年这部打动了许多城市人的电影，就是在这个村子拍摄的。演员，除了女主角贵英是海清演的以外，全是村里的村民。包括男主角马有铁（老四），就是导演李睿珺的姨夫，55岁的武仁林。

花墙子村

花墙子村，现今大约有六百多户人家，村子的东西两面，绕着一条黑河，四周被沙漠与湿地包围，村里人世代以种植玉米、小麦为生。这个村，隶属于张掖地区高台县，张掖以七色丹霞地貌闻名，景色壮观，但当地的生活是贫瘠的。2021年高台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县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7870.4元，每月不到2千元。

在村子里，随时可见的就是电影里那种土坯房，用黄土、砖石、木头搭建，低垂在天际，冬天，西北风猛烈起来时，家家户户的窗框吱嘎作响。

年轻人离开土地

每年春节回乡，李睿珺时不时就会听到村里老人离世的消息，有的并非善终：有绝食死去的，有喝农药去世的，一问，这样的老人多半无人赡养，或是得了病，却没钱医治，不想拖累家人。

“年轻人大约是在2000年前后陆续离开村子的”，李睿珺向凤凰深调回忆说，他们的去向要么是广东的电器厂、要么是北方的砖窑厂，也有四散在各地工地上打工的。李睿珺自己在1997年离开花墙子村，当时14岁。父亲到县城任教，他跟着转去了高台县的中学读高二。

和中国许多贫乏的农村一样，农业收入难以支撑家庭生活。花墙子村，虽然距离高台县城只有40公里，但两地间，只有几趟班车支撑村民们来往于村县，通勤不便。

李睿珺的小学老师，要求每个孩子在五年级前必须学会骑自行车，因为全乡只有一所中学，学生们都要骑着自行车去上中学。从小学开始，每天放学后，李睿珺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庄稼地里为自家牲口割上些饲料。从学校到庄稼地一共20分钟的路程，土路两旁是金黄的麦子。

1990年秋天，李睿珺7岁时，花墙子村大规模通电。他记得通电当晚，他在堂叔家的堂屋，早早将灯泡开关打开，抬头等着那个15瓦的灯泡发出黄色光亮。

堂叔，后来也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拥有黑白电视机的人。童年时，李睿珺和堂弟、同村的小伙伴们在这台稀有的黑白电视前渡过了不少时光。

老式旱厕

西北的许多农村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冲水设备，村民就在自家后院搭起一间土房，地上挖几个椭圆形的洞，当蹲厕。这种厕所不及时清理，会发出恶臭。至于洗澡、供暖，只能靠下河和土炕解决了。

田地间的水道也不互通，村民采用的仍是小农经济的耕作方式，效率很低。农业要规模化生产，需要集中土地，同时投入重金修建水道，完善连片的灌溉系统。

2008年前后，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制度。花墙子村也开始施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村民按一亩地500元的价格转让。以村里人均拥有10亩地计算，土地流转每年所得5000元，这相当于一个农民此前耕种2年的收入。这个政策激励了不少村民签订30年的流转合同。

对于土地流转，村里的叔伯们与年轻一代的想法却不同。

年轻人觉得务农的收入微薄，无法支撑生活，急于将土地出让，然后外出务工，再增加一笔收入。

老人们不这么想。他们大部分出生在1949年前后，“给地主打过工”，或经历过“西北饥荒”，在他们的观念里，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土地（实际上也是承包权，不是所有权），再困难的日子，也能通过务农有个口粮。

村里很多老人，目不识丁，一辈子都和土地打交道。他担心将土地拱手让人后，万一有一天，无法收回地租，子女又漂泊在外私自造烟的村子，自己可能面临零收入。

《隐入尘烟》中，就上演了这样一幕，承包土地的种田大户张永福因患病，无法按期支付地租，村民们就聚集在广场内讨要租金。

但现实中，年轻人们还是宁愿先将土地流转出去，拿到租金后，他们可以直接在县城里租房、打零工，摆脱务农生活。在与老人们的争执声中，他们陆续离开了村子，“这是很多80后遇到的问题。至于90后、00后，愿意耕种的年轻人就更少了。”李睿珺说。

年轻的村民，想要摆脱农民的身份。

李睿珺告诉凤凰深调，2003年春节，他在村口遇到了一位小学同学。后者穿着一件灰色的保安制服，佩戴着臂章，笔直地站在村口，村里人上前搭话，那同学便颇有底气地回应：“过年了，回来转转。”

寒暄几句后，李睿珺才知道这位同学在北京一个商场做保安。他当时有点困惑，既然过年不在工作岗位上，为什么还要穿着制服？

成为导演后，李睿珺几次回想起同学当时的模样，恍惚明白了，“他想要脱下的，是农民的身份，哪怕是在大城市做一个保安，也不愿意背上农民的标签”。

90年代，李睿珺同村的一位叔伯花两万元，给儿子买了一个“农转非”的户口，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农民十年的收入。

留在村里的老人

留在土地上的，是那些坚持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的老农民们。这些老人对土地有一种从出生起就联结起来的特殊情感。

李睿珺的爷爷在他小时候讲过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冬天，接生孩子的时候，家里人会从屋外的土地里舀来一些沙子，铺在炕上，炕的温度自然将沙子变得暖和，一个新生命就这样诞生在温暖的沙子里。

李睿珺回忆，小时候他几乎见不到麦地里有60岁以上的老人干农活。但近些年，春秋两季的农田里，常常可以看到白发的老人们费劲地拱着腰，手持镰刀或锄头，耕种或收割。

一位老人挑着石头，修缮自家的田埂。

老人们下地的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常听老人家说“老有所养”，年轻时，老人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读书摆脱穷苦，自己拼命干活，遇到旱年收成不好，甚至卖掉耕种的牲口给子女交学费，如果考中，则倾其所有，让孩子上学、结婚生子。可等到自己晚年时，成年的子女却仍漂泊在外。

李睿珺自己也长年在北京工作，2003年，从山西传媒大学毕业后，他初到北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各个影视广告公司里面试，都石沉大海。最后经一位校友帮忙，才在电视台谋到了一份编导的工作。但他想做的，还是电影。

他想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并不受关注，业内对这种电影的票房预期不高，还可能在放映后引起负评和争议，院线通常不愿多给时段排片，几乎没人愿意投钱给李睿珺。

直到三年后，他才意识到，除了自己凑钱，是无法实现电影梦的。处女座《夏至》的拍摄资金，就是由父母积攒多年的十几万购房款和亲戚朋友借款构成，总共30万元。父亲对他说：“你们要做这个事，别人不支持，我们也没法不支持。”

因为资金有限，剧组里不少工作人员都身兼数职，李睿珺也不敢给他们提更多的要求，比如再重复拍几条。后来，工作人员因琐事发生争吵、乃至打架，他曾倍感沮丧，“明明说着那么热爱电影，为什么最后都变成了另一个人呢？”

好不容易拍摄工作完毕后，他把电影送去参加了一些国际电影节，期盼能够通过电影节获得海外发行的机会。虽然电影最后确实获奖，但他不懂英语，到了电影节现场也无法和发行人员交流，结果一个海外版权都没卖出去。

在打电话问候家中状况时，李睿珺总能隐约感受到，父母亲因承受经济压力导致的情绪低落。于是私自造烟的村子，他甚至来不及感到挫败，就不得不回到电视台工作，忙着还钱。

为了还清30万元，李睿珺用了将近七年时间。

他接过婚礼摄像、电视摄像、节目剪接、宣传片拍摄等零工。在一个知乎问答里，他这样描述当年的窘迫，2008年底，回甘肃老家过年，为了省钱，买了一张28小时的硬座火车票，拍婚庆片，拿到2万块钱、害怕在路上遇到小偷，就用别针把现金固定在衬衣内侧的胸口处。

李睿珺的大多数电影，就是在花墙子村实景拍的，演员班底也基本是本村村民。近几年，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村里老人的生死观。

2009年，他在村里拍《老驴头》，不时有老人跑来，问他，能不能帮忙拍摄遗照。母亲告诉他，因为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几年回不来一次，老人去世时，风尘仆仆从城市返乡，往往连出殡的遗照都没有。子女们只能拿着父母的身份证跑到县城的照相馆放大、再放大，最后得到的是一张模糊不清、且印有长城防伪标记的黑白照片。

李睿珺回想起自己的爷爷。他是村子里的“入殓师”之一，在世时，工作就是与死亡打交道，经常帮忙为同村去世的村民整理遗容。李睿珺高中时，爷爷就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打算：让家人定制了一座棺材和一套合身的寿衣。

爷爷知道，大部分人死去之后会显出浮肿的状态，身体大一圈。因此，他特意叮嘱儿子，一定要做一口宽敞的棺材，寿衣也要大一号。村里的木工做好了之后，老爷子还躺进棺材里试了试。

李睿珺学美术，爷爷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在棺材上临画一些图案。按照当地习俗，没有结婚的男女青年，接触逝者的物品不祥。李睿珺不顾母亲的反对，还是画了，画到爷爷满意为止。这个用心制作的棺材一直放在爷爷家的后院。2008年，爷爷过世，走得很安静，像他自己预设的那样，寿衣正合身，棺材也宽敞。

爷爷对死亡的豁达和离世的从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0年后，村里其他老人的离世，却多了一份残酷。

一个70多岁的老人，身体还健康，突然决定绝食，到第五天，他还没有去世，女儿从外地回来看他，说，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饭。老人仍决绝地没有吃一口饭，喝一滴水，几天后终于过世了。李睿珺惊讶地听家人讲这个事，后来他渐渐理解了，“这个老人觉得趁着自己身体还好，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是一种好的选择，假如有一天自己干不动活了，靠孩子养活，会变成他的累赘，或者自己病了，不能自理，孩子们伺候一段时间就心生厌倦，想着让他走、又说不出口。那时候死去，孩子们感到的是解脱，而不是怀念了。”

这就是西北这些农村老人的矛盾：即便生活困苦仍不愿离开，就算期待子女的照料、也不愿成为他们的累赘。

在《隐入尘烟》电影中，主人公老四和贵英的结局同样不如人意，贵英失足跌入村口的水渠中溺亡，老四选择“离开”。李睿珺认为，他们和那些坚持留在故土的老人们一样，属于“农村1.0时代的遗民”。他们相信，世间再没有什么像土地一样，源源不断地供给人类。随着老四和贵英，以及农村老人们离世，那个信仰土地的“农村1.0时代”，结束了。

回不去的故乡

李睿珺的姨夫武仁林，在这部电影宣传通告的现场，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告诉他给麦子浇水的时候快到了。匆忙结束见面会后第二天，他就返回甘肃下地去了。

在花墙子村，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村人，也有不少回来了，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

李睿珺在北京工作，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都没觉得自己离开过故土。每年，他都要在北京重新办一次暂住证，这不断地提醒他，“我只是暂时住在这里，我又不是北京人。”

李睿珺小学时候没有英语课，直到初中才从ABC开始学起，当时觉得自己学得还可以。到初二转学，在新环境里，英语成了弱势。在班上，他总觉得英语老师不喜欢他，甚至怀疑老师针对他。

因为这段经历，李睿珺竟对英语形成了一种情绪，总是故意不背英语单词，故意不交英语作业，初二、初三两年，英语硬生生被自己放弃掉了。长大后，他想补也补不上来，”整个高中三年考试都靠蒙答案，现在自己完全就是英语文盲”。

像李睿珺没能和英语和解一样，村里许多年轻人也难以融入城市的生活。

甘肃张掖，雨后高台县城。

土地出让后，离开村子，在东莞、深圳的电子厂，在北方的砖厂间辗转打零工，然而落不下户、买不了房、孩子上不了学，他们就回村了，有的想在县城谋一份差事，近几年，在县城买房的人越来越多。但吊诡的是，县城房子的入住率并不高。

2013年，李睿珺的父母也在县城一个崭新的小区里买了楼房。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发现一栋楼4个单元，总共48户人家，亮灯的不超过15户。

李睿珺的堂弟，也在县城里买了房。可县城没合适他的工作，还得去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只有一个月时间在县城房子里居住。

走出去的，留下来的，又回来的，似乎每个人都经历着城市与乡村生活摩擦的阵痛。

《隐入尘烟》的两位主人公是从未走出村子的，他们是一对被村里人认为“没有希望的”男女，“在相互的陪伴下，两个人走出了阴霾，用心经营日子，盖房子、养动物、种植粮食，度过四季。”这是李睿珺心里想要留下的一抹乡村的挽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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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结束的仍会结束。正像电影的结尾，贵英意外落水去世后，老四将毛驴放归沙漠，一切“隐入尘烟”。

李睿珺告诉凤凰深调，他曾经希望自己孩子的童年是在村里渡过的，因为那样更接近自然，更接近一个人原初的状态。长大成人的他，始终忘不了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田间地头里，同村人正在劳动，傍晚阳光照射在农作物上，露水闪烁着光芒，深吸一口气，田间地头散发出清香。

可他的希望因为家人不同意，最后没能成功。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像来来往往的打工人一样，成为了电影导演李睿珺的人生。

现今，以村民们的眼光看，李睿珺算是一个成功者——16年，6部电影。2009年拍摄《老驴头》之前，村里人还将他看作“笑话”，是人们茶余饭后聚集在村口聊天的素材。

《老驴头》拍完，村民们的态度有了转变。他们说，假如人活了一辈子，在某一个时刻能在电影里留下来这么一个片段，他就永远留下来了，这是有意思的事情。

于是，李睿珺在2011年回去拍《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村民主动报名出演。到了《隐入尘烟》时，村里人更积极地全方面配合了。

李睿珺认为，正如农村题材电影的拍摄、发行过程，《隐入尘烟》中，老四与贵英这样的农民，在现实世界里是不为人所注目的存在，那是一种农村生活被漠视的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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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这部电影时，他对故乡产生了一种既近又远的感情。在外面，也在里面，是爱的，也痛。

“我站在房顶上，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但是转向后，向后转，就看到河流、湿地，绿油油的杂草里面，有各种鸟飞来飞去。这就好像人生，很矛盾，眼前是绿油油的水和鸟，一转身就是沙漠。那时候，你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除了割裂，就是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