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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对烟田基地的大量补助，使烟厂的原料得到了质量保证。

褚时健定了几项政策，烟厂提供的肥料必须平价，种植过程中修建道路水池水库，一律由烟厂出钱，烤房新建改建给予适当补贴，生产所需物资也均由烟厂出钱。宗旨就是让烟农感觉烟厂可靠，可信任。

褚时健知道，除了帮助建设基础设施，还必须让烟农得到切实利益，增加他们的收入，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种植积极性。褚时健不断加大对烟农的补助力度，甚至将卷烟厂的相当一部分利润也拿出来作为补助发放给广大烟农。1986 年，褚时健对农民的补助是 281 万元；到 1992 年，这个数字已成为 3.6 亿元；1995 年则突破 10 亿元。

实际上，那时玉溪卷烟厂并不是很富裕，1985 年，玉溪卷烟厂的利润还没有超过 5000 万。但褚时健的经济账算得非常精准，这些投入是值得的，当烟叶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提升后，生产出来的优质香烟的利润将大大超过投入。

除了自己大面积种植，烟厂还在云南省收购上好的烟叶。有一次员工吴仕祥看上一批特级烟叶，但是非常贵，他还是决定买下来。回来以后他找褚时健解释自己超支的原因，他算了一笔账，烟叶虽然进价高，但是利润跟高。褚时健最后乐呵呵地说：“对了嘛，工作就要这么干！”

褚时健对好烟叶有一种迷恋。他规定要专门盯着一级烟叶买，二级、三级烟叶看似便宜，其实浪费更大。

因为烟叶有一个三年的自然醇化过程。褚时健从 1985 年就开始试行的烟叶基地，到了 1987 年、1988 年，一下子爆发了巨大能量。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质量、数量储存令同行大吃一惊。1987 年现在云霄卷烟厂生产正品烟了吗，玉溪卷烟厂凭借营业额、利润额、利税等硬指标，首次成为行业第一，久负盛名的上海卷烟厂被玉溪卷烟厂甩到了后面。到 1989 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突破百万，达到 113 万箱。玉溪卷烟厂有 120 多万亩烟叶基地，年产烤烟 350 万担，80% 为中上等级优质烟叶，玉溪卷烟厂从中挑出 200 万担制作烤烟，优中择优，在加上世界一流的设备，有效的生产管理制度，玉溪卷烟厂的产品很难不受欢迎。

1989 年一年市场涤荡，很多名烟开始降价，褚时健选择纹丝不动，他对中层管理干部们说：“我们的产品是上升期，质量过关，不愁卖。”

褚时健的自信来源于对质量的自信，而质量的最大功劳归于原料。一位领导参观烟厂，对褚时健说：“老褚你可不要保守，要把兄弟厂搞得和玉溪卷烟厂一样好。”褚时健说：“领导，我们帮不上大忙，他们输在原料上啊！上原料至少需要 5 年，每年投入上亿资金。这个忙怎么帮？”

烟草基地使得企业有了很好的利润，国家有了更多的税收，烟农的收入是以前的二三十倍，在褚时健看来，这件事是成功了。

1987 年玉溪卷烟厂上缴利税 7.63 亿，比前一年增长 49.7%，1988 年上缴 11.9 亿，到了 1989 年，这个数字是 20.3 亿。玉溪卷烟厂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行业第一。

这时，无论是生产规模生产能力还是原料设备，烟厂都达到了一个高度，褚时健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到生产及内部管理上了，他的做法还是从员工收入入手。他的根本原则还是工资要和产量质量挂钩。最后的办法是：定员定额。他们为此制定了详细的标准。

成效是非常明显的，因为责任到位，工人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生产效率直线上升，烟厂的多项指标都创下了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褚时健有着超强的成本意识，但他从来不是为了节约成本而节约成本，他的做法始终是奔着最终的利润去的，他的宗旨自始至终只有一个：赢得利润。

在对烟农大量补助期间，烟厂很多中层管理干部不理解，觉得补助过高。褚时健就给他们算了一笔账，最后说：“我付出一分成本，利润增加两三分，哪个划得来？我计较的是利润有没有增加。”

他在厂里设置了一项“节约奖”，工厂车间里到处都有自动秤，节约了就奖励，反之则要惩罚。许多工人仅仅因为节约奖现在云霄卷烟厂生产正品烟了吗，一个月能增加四五百元的收入，当时这几乎是刚毕业大学生三四个月的工资。

高额奖励带来的是高效率和高利润。烟厂单箱卷烟消耗烟叶数量，从最初的 50 多公斤，慢慢降为 47 公斤，最后到了 38 公斤。褚时健的一系列内部管理措施在先进设备和优良原料的保证下，激发了玉溪卷烟厂一轮又一轮的业绩爆发。而且一旦爆发，便势能惊人。

1991 年，红塔山单品牌利税达到 25.5 亿元；1992 年上升为 32 亿元；1993 年，达到了 45 亿元。势如破竹，形势喜人。在国家统计局的一次香烟市场调查中，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阿诗玛、红梅三个品牌位列前三。在高档香烟市场，红塔山的年销量更是超过国内所有的香烟品牌，占据了 80% 的市场。

1995年，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发布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红塔山以 320 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榜首。而排名第二的长虹仅有 87 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