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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顺应全球流动的潮流涌入中国，这股潮流也将烟草输送到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烟草最早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方式没有准确的记载。然而，作为近代早期跨区域贸易网络的积极参与者，许多中国人应该有很多机会接触到这种新奇的植物及其用法。南部海岸和东北辽东半岛附近的海域是烟草传入东亚大陆的两个主要渠道，也是不同的跨文化互动的地带（参见地图1）。还有些贸易商队正蜿蜒穿过印度东北部、上缅甸与中国西南诸省之间的山口。还有一些人正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沙漠，前往古道沿途的绿洲，这些道路将中国西北与中亚、中东、俄国和印度连接起来。

烟草传入明代中国东南沿海

尽管亚洲人和欧洲人在东南亚沿海港口事实上如何互动依然不太明确，但这一过程为烟草的中国化提供了最早的契机。最初的烟草交易最有可能发生在该区域使用多种语言的外国人之间。葡萄牙人从16世纪20年代起开始频繁出入于中国南部沿海的岛屿，也许在此之后，一个葡萄牙水手的奴隶向一个感兴趣的中国走私者展示了如何使用烟斗。16世纪70年代，长崎的一个日本居民从葡萄牙贸易商那儿学会了吸烟，可能将烟草介绍给旅居日本的福建商人。或者一个方济各会修士，在16世纪80年代中期从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跨越太平洋到达马尼拉，将从美洲印第安人了解到的烟草药用知识传授给他认识的中国人。更有可能的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福建商人，受到解除东南亚贸易限制的1567年法令的鼓舞，并被马尼拉华商所提供的机会诱惑，用他的一些货物交换了“淡巴菰”（烟草）种子，并将之带回福建南部。简言之，在充满活力的南洋海域，往返于东亚和东南亚港口的任何一个欧洲或亚洲代理商都有可能是第一个将烟草带到中国东南沿海的人。

17世纪初，烟草作为一种商业作物，已经在福建沿海和广东的一些地区被广泛接受，无论它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到达那里。姚旅是（福建）兴化府莆田县居民，他提供了证明中国种植烟草的最早文本（1611年）。在他的笔记《露书》中有关莆田土产的部分，姚旅记录了许多当地的药用植物，其中包括一种来自吕宋（菲律宾），叫做淡巴菰的新奇本草，漳州的农民如此满怀热情地种植淡巴菰，以致“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姚旅指出，这种本草在他的家乡也有销售。到17世纪40年代，莆田的烟草消费量相当大。1648年，当清军将明朝拥护者包围在城墙以内时，烟草变得十分稀缺和昂贵，以致一名“烟贩想出去（向当地农民）购买烟草”，因此请求离开包围圈。但他却被割鼻，以儆效尤。17世纪初，烟草种植在福建南部的其他地区也很普遍，特别是沿海的漳州府和泉州府。事实上，漳州各县，尤其是石码、长泰和平和成为“石码烟”的主要产地，这种烟在整个17世纪都被普遍认为是最好的烟草之一（参见第二章）。

明末广东沿海地区也开始种植烟草，但直到18世纪，烟草才成为广东省的主要经济作物。福建烟草最重要的市场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城市和乡镇。在江南地区，最初只有精英社会所鄙视的那些人——流动商贩、士兵、土匪之类才抽烟袋，但这种习俗逐渐在士绅中间流行起来（参见第三章）。叶梦珠（1624—约1693年）是上海本地人，明亡时他刚刚成年，他是松江府变化趋势的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在一本“杂记”汇编中，叶梦珠总结了从1620年至1644年的几十年里，烟草从福建南部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情况：“予幼闻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号‘干酒’然而此地绝无也，崇祯之季[1628—1644年]，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从何所得种，种之干本地，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为远客贩去。”和叶梦珠同时代的王逋是上海西南嘉兴府人，他证实了吸烟在该地区越来越流行，并表明嘉兴在明代最后的几十年开始种植烟草。另一位松江府人氏曾羽王（约1610年—？）注意到1644年以前，在他家所在的村子里从来没有本地人吸烟，“止福建人用之”。然而，在清军占领以后，“官兵无不用烟，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来十分之八”。许多长途贸易商沿着大运河往返于津京和江南地区，他们进而将烟草从浙江和江苏运往山东和直隶等北方省份。

在明末，将漕粮从南方运往首都和北方边防的帆船也被允许免税携带一定重量的非官方货物。某些时候，这些额外货物中也包括福建的烟草。虽然山东省种植烟草最早的记录是在1647年，但兖州、济宁和山东在长城沿线其他地区的农民很可能在清军入关以前就开始种植烟草。当然，到1644年，华北城市居民的吸烟普及程度已经足以确保山西商人张晋凯的成功，他在明朝衰落的年代在天津城墙外开了一家烟草店。中和烟铺不仅是天津最早的商店，而且是天津经营时间最长的家族企业，它作为一家烟草公司一直延续到20 世纪。直到17世纪3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官员才提及这种新商品。在1637年，诗人申涵光（1620—1677年）称福建烟草是北京商铺中最好的产品之一，他还指出福建烟草相当昂贵。申涵光的排序表明，不仅已有不同种类的烟草在北京市场上销售，而且当时吸烟在首都已被普遍接受，所以行家才会做出这样的区分。杨士聪（1597—1648年）是一位来自山东的明末官员，他观察到“乃至无人不用”，证明烟草在17世纪30年代的北京非常流行。与江南地区一样，北京对烟草的需求不断增加，导致当地农民在周边郊区种植烟草。杨士聪认为，虽然烟草“古不经见”，但在整个崇祯时期，“乃渐有之”，直到1640年前后，甚至种植在首都附近的地区。

杨士聪还注意到，烟草种植非常有利可图：“二十年来，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从直隶到山西和陕西，在华北平原相对平坦的地带，烟草知识及其栽培技术传播得相当迅速。在1637年，申涵光注意到，他的家乡永年县（位于直隶和山西的边界）已经开始种植烟草。清朝初年，黄河及其主要的两条支流——渭河和汾河沿岸的冲积平原也在种植烟草。17世纪早期或中期，曲沃县（山西）的农民开始在汾河流域下游种植烟草。到1673年，西安附近美原镇沿渭河种植的烟草已经以优良品质名扬全国（参见第二章）。烟草沿着从福建到江南地区的东部海岸，经过大运河地区，并穿越华北平原传播，这主要是由于明末特有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增长所致。一些中国人可能通过与广东南部沿海的葡萄牙人交往而养成吸烟的习惯，而冒险去马尼拉的中国旅居者则是最有可能将烟草带回福建的人。烟草在南部沿海的种植区占有一席之地后，商人和其他旅居者就开始将之运往北方。上海的彭姓者等企业家认识到这种新商品的潜力，随后不久就开始种植烟草。像彭姓者这样的人从“不知何所”得到种子，将之种下，“采其叶，阴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细切为丝”，然后“为远客贩去”，这一过程无疑在明朝衰落的几十年里一再重复。到17世纪30年代，商业化生产的中国烟草已经种植于东部沿海地区，并通过连接华北及江南地区城市中心与海洋世界的跨区域贸易网络广泛流通。

烟草传入清初东北和蒙东地区

辽东地区的东北边境是烟草进入东亚大陆的第二条渠道，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由于它与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与欧亚大陆中部贸易圈的联系，以及女真（满洲人）在明代北部边境进行的大量贸易，该地区与不断扩大的跨区域贸易网络联系起来。东北毗邻朝鲜王国、中国关内地区、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从16世纪80年代起也成为重大政治、外交和军事活动的地点。因此，烟草传入该地区的动力比东南沿海更加多样化：将军、士兵、外交官与商人、海员、移民一起，将烟草带到东北。

在16世纪末，当烟草最初出现在东北亚海域时，明朝已经控制了整个辽河流域下游和辽东半岛，将这片领土作为山东省的一部分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被改变了。在1618年，明朝与来自建州附近地区的女真各部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年）之间持续已久的紧张局势，演化成公开的战争。到162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辽东大部分地区，他的军队控制了包括沈阳在内的辽东所有大城镇。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1592—1643年）在1626年他父亲死后成为可汗，十年后宣布自己是新王朝——清朝的皇帝，并将他的女真臣民重新命名为“满洲”。经过皇太极的军队数年的军事骚扰和连续的边境袭击，明朝北部防线最终在1644年完全崩溃，清军长驱直入攻占北京并征服了全中国。在此期间，烟草在清初政权控制的区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与在中国东南部一样，烟草作为一种来自东亚海域的商品，最初也取道日本和朝鲜，或者从山东或辽东的明朝辖区进入东北。烟草一度没有引起清政府的关注，所以无从知晓它最早传入的时间。到1625年前后，烟草可能已经开始流通。日本人可能在16世纪70年代就已经知道烟草。朝鲜人大约在1616年或1617年认识烟草，可能是由于烟草从日本对马岛进口到釜山港。朝鲜人从17世纪20年代初开始种植和销售烟草。因为烟草的药用性质据说可以与人参相媲美，所以烟草立即在朝鲜广受欢迎。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朝鲜人不久后就在辽东人（包括汉人和女真人）中为烟草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

早在努尔哈赤与明朝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于1621年吞并辽东之前，中国商人可能就在东北边境市场上交易烟草。女真人拥有东北的自然资源，包括貂皮、珍珠和野生人参，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朝鲜和中国贸易伙伴非常想要得到的。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了规模最大和最为重要的边境市场所在地——抚顺，当时建州女真和汉人之间的合法边境贸易在明朝专门指定的五个地点进行。在这些16世纪末几乎每天都开办的市集上，女真人用北方森林的物产交换食品、纺织品、铁器、耕牛和农具。当努尔哈赤的军队进入抚顺时，来自中国几个不同省份的商人都居住在那里。至少有一些旅居者来自已经有烟草买卖的南方城市，而且这些商人有可能在皇太极接替努尔哈赤成为可汗之前，就已经将烟草样品带往北方边境。

烟草可能通过蒙古东部进入满洲控制的地区。至少从1631年起，蒙古首领和皇太极就将烟草作为外交礼物进行交换。和女真人一样，东蒙古人可能从几个来源获得烟草，其中包括来自中亚的贸易商。例如，在17世纪20年代，来自布哈拉的乌兹别克汗国的商人，就将穿过俄国走私，或沿着欧亚大陆中部商路运输的烟草销售到西伯利亚南部的定居点，尽管俄国沙皇米哈伊尔费多洛维奇（Mikhail Fedorovich）在1618年对烟草施加了几项严格的限制。在17世纪30年代，布哈拉人还将中国的烟草，与茶叶、大黄和纺织品一起运往西伯利亚的俄国人定居点。他们沿着中国与西伯利亚前哨托博尔斯克之间的几条路线穿过蒙古草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沿途与各个蒙古部落都交易烟草。在山西和陕西边界沿线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可能也向蒙古人提供中国种植的烟草，虽然这种贸易实际上从何时开始并不清楚。在1644年以前没有这种商业的记录，但这种贸易可能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开始了。根据1673年《延绥镇志》纂修谭吉璁的记载，“昔年”，山陕商人大量买卖烟草，因此带来了可观的关税。延绥（或榆林）是鄂尔多斯地区以南，陕西北部长城沿线的一个要塞，长期以来一直是鄂尔多斯南部蒙古人和明朝中国人之间茶马贸易的中心。然而，在1673年以前的许多年，“边口既众，市利甚微”。经营烟草的商号“遂大困”。谭吉璁指出十年前，在1663年，陕西总督请求皇上减轻烟草关税，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使大商号恢复烟草贸易；贸易转由许多“货留而无息”的小商贾承担。山陕烟草商人在1663年以前就已经走向衰败，这也表明蒙古边境烟草贸易的历史更为久远。

在东北，由于日益增多的敌对行动和随后爆发的全面战争，官方的明朝—女真贸易关系于1618年破裂。然而，在整个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的武装民船继续与辽东人暗中交易。来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以及中国纺织品、茶叶和牲畜继续被用于交换貂皮和人参，尽管数量大大减少。最终（无疑到1631年）中国烟草也从名义上效忠明朝的要塞走私到东北境内。朝鲜走私者还冒险进入朝鲜湾的未知水域，偷偷穿过明朝边界，将禁运的日本或朝鲜烟草带入满洲领地。与此同时，辽东的农民也开始培植烟草，尽管皇太极从17世纪30年代初起就颁布了严格的禁烟令。虽然任何被抓到吸烟的老百姓都会被严惩，但东北南部的烟草消费量仍在17世纪30年代明显增加。1633年初，一位为满洲人效力的汉族将领杨方兴向皇太极递交了关于东北烟草的请愿书，指出虽然烟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气味难闻）云南烟草在全国的地位，但“金汉官民”无不吸烟。到1638年，吸烟在沈阳已经非常流行，以致《沈阳状启》的朝鲜作者指出：“有此禁断，而此国市上，则行用不禁”，因为“此乃群情之所在”。因此，清朝开国精英早在入关统治中国以前就迷恋吸烟。不论地位高下，不论男女都是如此。许多在17世纪30年代末不幸落入皇太极禁烟法网的辽东居民都是妇女。1641年禁令取消之后，甚至一些显赫的皇族成员，如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年）也开始公开吸烟。新征服地区的中国文人经常评论这种社会习俗在清朝士兵和官员中有多么流行，当时在中国的欧洲观察者也是如此。在四川，根据傅氏宗谱纂修傅义迁（生卒年不详）的记载，烟草对于满蒙八旗弁兵“尤所必需”，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烟草能使他们不受西南瘴气之害（参见第四章）。傅氏将他们的田地改种烟草，赶紧将之提供给新来者。正如傅氏族谱所表明的，清军入关后，旗人推动烟草广泛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在1644年以前的数年间，由于晚明实施了与辽东类似的禁烟令，江南官员取缔烟草。因此，松江府的种植量减少了。八旗军队的到来重新激励了当地的烟草业，以致“一时贩者辐辏，种者复广，获利亦倍初价”。渐渐地，烟草业被上流士绅接受，到1670年，吸烟在江南地区非常普遍云南烟草在全国的地位，甚至在汉族士绅精英中也是如此（参见第三章）。

清军入驻北京也重振了华北烟草贸易。大运河沿岸山东地区，特别是济宁和兖州的农民，开始重新种植烟草，以供在京城销售。到1647年，烟农在兖州府无所不在。正如一位方志编纂者观察到的，“至今遍地栽烟，每岁京客来贩收买这不绝，各处因添设烟行”。同样，北京周围郊区的农民在清军入关后增加了烟草的种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Père 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于1687年来到中国，他描述了就在城墙外种植烟草的情况。然而，这种本地种植的烟草主要用于非精英消费。更富裕的吸烟者喜欢引进的烟草产品，这些烟草不仅来自东北和福建，还来自帝国各地新开辟种烟区，包括中国遥远西部边疆的一些地方。

水烟传入西部边疆：新疆和云南

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不仅延伸到中日之间的水域和东南亚海域，还跨越欧亚大陆到达东南亚大陆的各个王国，以及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帝国和汗国。

云南和甘肃经由陆路通往东南亚和欧亚大陆中部，这两个中国西部省份成为边陲的交汇中心，许多明朝和清朝的臣民最初都是在这里学会了用水烟筒吸亚洲种植的烟草。

吸水烟的习俗是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地区所特有的，这些地区在商业上由印度洋的航线联系在一起，在文化上由散居的穆斯林联系在一起。各种构造的水烟，包括印度水烟、阿拉伯水烟、波斯水烟，通过麦加朝圣者、印度商人，以及非洲、波斯、阿拉伯或中亚贸易商传播，广泛使用于印度、伊朗、奥斯曼帝国、马达加斯加、东非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西部。虽然水烟的确切起源不得而知，但印度南部很可能是起点。最早的水烟袋由掏空的椰子壳和充当烟杆的直芦竹（水烟[nargilah]是椰子的梵文词）构成。这种连穷人也不难企及的简单设计，16世纪在印度东南沿海被使用，并可能被整个印度洋地区的其他先锋吸烟者采用。到17世纪初，印度西部和波斯都使用了更加复杂的形式。现存最早的中国水烟袋源自18世纪。它们具有一体式的容器和修长的鹅颈杆，比在其他地方发现的烟斗更小、更加便携的19世纪中式烟斗，更接近原始印度水烟简单的壶形设计。水烟袋今天在云南西部，以及缅甸、泰国北部、马来西亚和婆罗洲仍然普遍存在，这也让人想起中国和东南亚对最初印度样式的改进。旅居的中国人有可能在印度贸易商也经常光顾的南洋海港碰见了用水过滤烟气的做法。几种中文文献表明，东部沿海的早期吸烟者用水来过滤烟气，虽然仍不清楚他们实际操作的方式。然而，这种南亚的吸烟方式很可能是沿着存在已久的陆路传播到中国西部的，这些路线将云南和甘肃与亚洲其他地区新建立的烟草种植区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