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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机制卷烟工业，肇端于亚细亚烟草公司，该公司创办人为墨江庾恩锡（字管候，省立中学毕业）。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以庾园全部房产抵押贷款若干万元（数额不详，据富行老职员谈约10万元左右）作为资本，独资创办亚细亚烟草公司，出品有“合群”“射日”“公园”“大观楼”等牌烟，每日产量约八箱，畅销时日开三班，滞销时开一班，雨季有时停产。职工多时80人，男工开伙食按月给薪，女工则计件付给工资，随产量增减而分配。形式上是人人有工做，而停工时则无一定保障，产品装潢制造，都相当讲究。庾氏与市场若干商号订约批发，悬有“经营亚细亚烟草公司香烟”的招牌。

这是昆明最早的机制卷烟生产

本期“往事”

说说昆明早期

机制卷烟工业的前尘旧事

01

当时，云南纸卷烟全系由外省输入。外国商人早期经营的英美烟公司（后更名颐中烟公司）在上海设厂，利用河南许昌、山东青州等地区的烤烟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博取高额利润，其出品“老刀牌”（市面通称“强盗牌”）、“三炮牌”“大炮台”“金片”“五华”等牌子的烟，畅销遍及云南全省。继之而起的中国民族工业，则有广东侨商简照南、简玉阶弟兄创办的南洋烟草公司，设厂于香港、上海，出品有“喜鹊”“地球”“双喜”“黄金龙”“白金龙”等牌烟，在昆明三市街设有总销售店。同时还有上海华成、福斯等烟厂，出品有“白兰地”“美丽”等牌烟也来云南行销。

庾氏亚细亚烟草公司，鉴于本省土烟叶原料欠佳，也常向上海采办河南许昌、山东青州等地烟叶，并向美国花旗洋行加购一部分美产烟叶，掺配使用。为迎合吸众要求，出品“如意”牌、“鹦鹉”牌五支装香烟，以便购买力低的人吸用；又出一种金头“大观”牌十支装高级香烟（装潢很美观，全用手工卷制）；此外还生产一种“金堂牌”香烟，纯采用四川金堂县著名川烟卷制，适应专嗜川烟的吸众。销路逐渐打开，在畅销时零销商临门争购。

但1928年，云南财政厅积欠教育经费过多，中小学教员领不到薪水，生活都难维持，于是教育厅长龚自知请得龙云同意，提案经省政府第二六五次会议决议，划分云南教育经费确保其永久独立，把属于财政厅统税范围内的卷烟税，完全划出作教育专款，名为“卷烟特捐”，宣布取消亚细亚烟草公司全部产品的免税待遇，与外来纸卷烟以及本省手工卷制烟支（包括雪茄烟）都一律照章纳税，此乃保障云南教育经费征税定额的正常措施（据记载，此项特捐年收国币120余万元）。此措施一出，亚细亚陷入亏损旋涡。

所幸庾与龙云有交谊，得到龙云许可，将亚细亚烟草公司全部生产设备（房屋除外），具册移交给云南教育厅接收，作为抵偿庾恩锡名下向富滇新银行所借贷的一大笔款项的本息，至是富行关于对庾恩锡的这项债权，则转移归云南省政府负担，实际也只是过笔账罢了。庾恩锡由此结束了他创办地方机制卷烟工业的一段历史。

云南教育厅接受亚细亚烟草公司全部生产设备后，将亚细亚烟草公司名称取消，重新组织，改名为南华烟草公司，于民国十九年（1930）5月开业。职工计有40余人，其中女工约占50％。产品有“百寿”“仙鹤”“喜鹊”等牌，所用原料，除使用江川、玉溪等县土产烟叶外，由河南、山东购买的也不少。但配方技术不能改良，卷烟品质不佳，一直经营不佳。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昆明市人口激增，外烟断绝，卷烟消费供应紧张，尤其在1941年，云南改进烟草事业成效显著，卷烟原料品质优良，可以就地取材，因而促成当时卷烟业次第兴起，而该公司以官办企业，主客观条件居于有利的环境，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1944年冬结束公司业务。

02

南华公司经营失败后，由官员张邦翰出面，把南华所有全部生产设备包括太和街厂址在内，向云南教育厅以租赁方式接替过来（月租米30市石，合同无期），变公营为私营，改称新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有十大股，每大股投资以黄金为计算标准，各为一千两，总额为黄金一万两，基本上属于官僚资本。大股名下，又有附丽于各大股的若干小股。公司内部具名的头面人物，以胡瑛为董事长，缪嘉铭（云台）为常务董事云南昆明卷烟厂的产品有哪些，张邦翰、龚自知、陆崇仁、张维翰（均厅长以上的大官僚）、王吉甫（曾任军需局长）、黄子衡（资本家）、张佐臣、文慰祥（张维翰侄女婿，后来当昆明市税局长）均任董事或监察。该公司1944年冬筹备，1945年春开业，经理为王吉甫，协理为文慰祥、毕近斗。经理下有厂长，以李宾石担任（江苏人）。与厂方签订合同，包办产品配方技术，即每生产各级香烟百箱，他净得四箱的利益，依出厂价付给现款，不负任何盈亏责任，这是其兄李青年对云南纸烟厂当厂长享受配方技术的成例，这四箱的价款加入成本内，当然增加了消费者负担，从而赚净钱者为李宾石。初期出品有“红骑士”“金炮台”（兴业转让牌子，后改名“金殿”）畅销一时，工人由百人左右最多到300人，多系临时工，最高日产烟数十箱，中间因扩大生产，又由王吉甫侄子王思齐向大成面粉厂让给由上海办来的美造大型卷烟机一部，投入生产。

1945年10月，新华股东意见分歧，李宾石已与一些中央派来的税官拉上关系，与其兄李青年自办大运烟厂，因而在配方技术方面，有心降低新华出品的质量，导致大运烟草公司出品“大运烟”在市场上压倒了“金炮台”。1946年3月，新华即告结束。

新华在酝酿结束时，准备把招牌和生产资料向外出顶，大部分职工不愿解散，推举易问耕向新华董事会商量，愿承租（因无资金承顶），每月负担云南教育厅厂房租金外，另付给新华董事会一份租金。1946年3月以后，称为新华“合记”纸烟厂。出品为“金殿”与“红骑士”。

“金殿”牌高级香烟问世后，销路很好，国外销到缅甸，省外销到四川会理、成都等地。但是省市税局诸般刁难，月月调加烟价，同时提高税率，加上由香港到昆明的航空走私风炽，英美纸烟在昆明市场大量倾销：再加原新华董事会对新华合记的压榨，新华合记烟厂维持了一年，1947年3月，交还给新华董事会。

03

说说云南纸烟厂。

云南纸烟厂创始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4月，设备有美造大型卷烟机一部，中国造大型卷烟机一部，压梗机一部，磨刀机一部，水汀锅一个，烟锅炉一个，六尺车床一部，手摇钻床一部，均用电力发动，为云南规模最大、基础最巩固、发展最健全的公营机制卷烟工业。

约民国二十三年（1934）有文山人石峰，由上海办来先进的卷烟机制生产设备，但到昆明后被云南教育厅封存不准开业，石峰办机器的大部分资本，原系押汇而来，只能由鹤庆人丁寿臣介绍给大商号福春恒蒋仰虞、蒋仰禹兄弟、同意代付此顶押汇价款，并由丁寿臣出面组织筹建机制卷烟厂，延聘上海技师张鸿至负责安装和掌握卷制工作，厂址在顺成街烧猪桥，出品有“女英雄”“鸿福来”两个牌子，主要材料系采用玉溪和保山县由旺烟叶，加一部分上海花旗洋行购运的美烟，再加川烟配合制造，配方技术由丁寿臣用外来香料、香精说明单上的成方，加减配制，香味大体不差，因而逐渐销行。

该厂延续生产不过两年，抗战中云南昆明卷烟厂的产品有哪些，滇越铁路阻断，因依靠上海购备的烤烟、香料、香精等接济困难，以致停工，加上内部矛盾，最终当时的云南财政厅长陆崇仁以62万元旧滇票代价，承顶了烟厂全部生产设备所有权，以之开办云南纸烟厂。此时，云南于1941年倡种烤烟已有成效，有了品质优良的烟叶原料。工厂于1943年2月内正式开工，以李青年任厂长，王存德副之。李对卷烟配方技术，具有专长，在旧社会技术私有和技术保密的传统习惯下，李青年担任厂长、并与该厂订立合同，规定给予4％的酬劳，即每生产100箱，依出厂价格计算付给李青年4箱的现款，不负任何盈亏责任。他以厂长地位，力求在配方技术上作出成绩，因而初期云南纸烟厂产品如“重九”“七七”两个牌子，色香味都相当考究。由于烟叶品质已臻上乘，颇受吸众欢迎，不久即销遍全省，立获厚利。

与云南纸烟厂同时成立的一个姊妹厂，则为云南烤烟厂。烤烟经复烤后，存储愈久，烟味愈纯，愈可制造上等纸烟。该厂在成立时延聘专家钟博仁由南京来滇主持，另有技师滕虎忱、王明训等都是国内有数的人才。他们以熟练的技巧，就地取材，把废置机器装置利用，与云南纸烟厂的发展，相辅相成。

1943年1月，云南烟草改进所、云南纸烟厂、云南复烤厂三个姊妹机构，奉令成立云南烟草事业总管理处，以赵济为总经理，常宗会、徐天骝任协理，隶属于云南省企业局（即后来的云南人民企业公司）。

1945年，李青年以合同届满，不愿继续，乃脱离云南纸烟厂，另立门户，组成大运烟草公司，出品畅销，几与云南纸烟厂并驾。王存德接云南纸烟厂厂长，由于他掌握过一段时期的配方技术，据谈是李青年传授的。接着由李奇漠担任配方技术，仍能保持产品质量。1947年6月，云南人民企业公司正式成立，卢汉为董事长，缪云台为总经理，由公司派工程师苗仲华为云南纸烟厂经理，王廉连任副经理，至此隶属于陆崇仁及云南省企业局的云南纸烟厂和复烤厂，乃统一在云南人民企业公司直接监督指挥下，进行生产。

04

1937－1949年底，昆明市机制卷烟工业，根据褚守庄编著的《云南烟草事业》一书，民国三十六年（1947）5月调查统计表，所列举的烟厂计有：云南、兴业（大运）、新华、益华、国光、金鑫、礼华、华曾、鸿福、孚和、大众、福风、利民、兴昌、永丰、侨光、精精、协和、兴亚、金城、人和、开罗、宜万、金筑等25家厂之多。但仅就规模大小不一，资金多寡不同的25家厂来看，表现为畸形扩展的状态，而真能建立工业根基的，殆不多见。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香烟已附庸于黄金、外汇、棉纱等等，成为投机倒把大对象之一，大多数投机卷烟工业的资本家，其主观意图，总不外乎惟利是视，作商业性投机，就表列25家烟厂，略加分析。例如：孚和系大道生织染厂资本家周润苍的投资，出品“三羊”“美廷”两个牌子，一经试探知无利可图，立即结束。后来美国烟如“菲利普”“骆驼”“红吉士”“白吉士”“杜美娥”等烟，都随美军大量进入昆明倾销，同时昆明各种产品综计有四五十个牌子，通入市场自由竞争，成为投机囤积的对象，从而庆云街香烟商号纷纷成立。

这个时期，烟厂负责人的资金来源，除投入生产的机器设备视为固定资产外，很多是依靠预订货款，或吸收市场游资，盲目生产，由于烤烟质量优良，从而烟叶出口贸易也应运而生。例如矿业银行兼营的大业烟草贸易行，又贵阳各烟厂来昆明推销产品，同时即大量采购烟叶回贵州或在昆明抬价出沽。收购烟叶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时商人还有做盘纸、锡纸以及香料香精等等辅助材料生意的，表面为了供应烟厂需要，其实是见利争先，投机倒把。机制卷烟外，当时还有若干手工烟厂，并有许多小摊贩用一木箱的手工制品，在文明街、祥云街等地随处可见。此等摊贩手工所制的纸烟，多为冒牌货，以“重九”“大运”等伪品为最多。总的说来，就是一片混乱，所以当年有人讽刺烟业为“冤孽”者，正为此也。

本文编录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文史集粹》《云南老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