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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高端消费:很难撇清贪腐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3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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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尚往来与“心照不宣”——贪腐产业链

吴琪

“我们信守承诺,以客为主。你认为怎样安全,我们就怎样交易!时间、地点因你而定!”浙江某富裕的二线城市,一家自称“全市多家分店,只要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服务”的礼品回收店,又迎来了交易高峰期。

这家礼品店的规则是“免费上门辨别真伪,现场估价,现金交易”。回收的礼品多种多样,以传统的高档保健品和烟酒为主。看看店里的礼品回收目录中国高端名烟,基本上就是中国高档烟酒的品牌集萃——

礼品回收商最钟爱的名酒系列包括茅台50年、茅台30年、茅台15年、国营红皮茅台、五粮液、路易十三、轩尼诗李察、轩尼诗XO、轩尼诗vsop、蓝带马爹利、人头马XO、人头马vsop、皇家礼炮等。香烟类有中华、熊猫、芙蓉王、九五之尊、苏烟、黄鹤楼、玉溪、利群……

2012年初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全球十大最值钱奢侈品牌榜”,路易威登、爱马仕、宝马分列前三,中国入选的两个品牌是白酒——茅台和五粮液,在入选的汽车、香水、珠宝等国际大品牌中十分显眼。有意思的是,中国在时尚方面的本土奢侈品很难被高端消费者接受,但是白酒品牌价值却超过古驰、卡地亚、劳力士等老牌奢侈品,可见中国高档白酒消费之强悍,而这其中政务消费以及与之相关的商务消费占比较大。

这些烟酒品牌除了礼品之用,同样也是高档消费场所钟爱的物品。2012年5月浙江省温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文件,正是印证了高档烟酒和食品的消费之旺盛——“不得食用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及其他高档菜肴,不得提供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各类进口酒以及高档香烟。”

所以2012年连续限制公款吃喝的新政,被看作对高档白酒的当头棒喝。2012年底中央军委出台“禁酒令”,茅台市值一天就蒸发125亿元。2013年1月海南推出公务接待的禁酒令,很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禁酒的连锁反应。“十八大”之后中央雷厉风行的反腐倡廉,成为历届党代会之后最为严厉、将反腐提到最高高度的新举措。

只是中国深厚的送礼文化和交易空间,很难轻易被抹去。与高端白酒受到一定影响相反,国际奢侈品牌反而在中国迎来了近年未见的销售高峰。一位行业专家说,节假日是高层人士的休假时间,也是送礼、度假的消费时刻。再加上中国遇到政治调整期,跑关系的特别多,“各大奢侈品牌感觉到,在中国的重要时刻来临了”。由于具体的奢侈品牌基本没有被囊括在新政之内,那些从高端白酒或海参鲍鱼里转移出来的送礼空间,溢出到了其他领域。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所担心的:“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下发的限制公款吃喝的文件有500多个,哪一个管住了这张嘴?”

中国式的消费特色是,高端消费里很难撇清贪腐的空间,一些产业甚至因为贪腐空间的存在,极为兴盛。李成言说,礼品在中国已经被扭曲了,礼尚往来的文化需求被突破了。老百姓不会轻易去送人奢侈品,一个人购买的正常礼品,会与他的实际消费能力相关。只有当他要突破正常的情感维护,而需要去获得额外的利润,才会去赠送高于他日常消费能力的物品。“打击腐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腐败中的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网络状的利益链条中。所以反腐工作十分艰巨,能够深入到哪一步,还有待观察。”

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最新调查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担心:奢侈品在商务送礼中已经被广泛应用,根据北京和上海两地主要门店和顾客的数据反馈,平均奢侈品消费的75%用于礼品市场,25%为个人自用。这也是中国内地所独有的消费特点,二线城市的数据与一线城市差异不大。

所以,当“微笑局长”杨达才的多块名表被公众揪出来中国高端名烟,它其实印证的正是人们对奢侈品和贪腐之间的猜想。后来又陆续被“发掘”出来的官员戴高价眼镜、名牌腰带,或是某政府部门的高价消费,成为公众表达对贪腐不满的一个个出口。奢侈物品成为冰山一角,在官员公示财产还很难实现之时,人们至少希望通过监督来尽量减少贪腐空间。

我们考察了一些行业盛行的送礼之风或潜规则操作,它们就像某位礼品经济研究者所言:“当你把汽车作为礼品时,汽车厂商就是最大的礼品公司;当你把房子作为礼品时,开发商就是最大的礼品生产者。”如果将这些行业的灰色空间,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官员受贿腐败案件的实证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今天看似新鲜的贪腐空间,只是在一遍遍重演多年以前的故事。当制度的力度不够时,金钱和权力的交易简单直接,却长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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