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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朝光，男，汉族，1984年生，云南通海人，现居建水。红河州作协会员、建水县作协理事。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近百篇。

烤烟房

烤烟房，是我的出生地黄龙村一段时期的特有标志，留给我的记忆是淡绿挟金黄的，何其短暂又何其辉煌。

听老一辈人说起，民国时期的通海，于兵荒马乱中开了全省烤烟种植先河。改革开放后，玉溪卷烟厂看中杞麓湖沿岸沃土，给出极其优厚的条件，使村民操起种烟的家伙。一座又一座烤烟房，拔地而起。早一点的，是土房式，于我出生或记事前已存在；后来，建盖砖房型，我成了在场者。

烤烟房大抵是那时候村子里最高的建筑物，造型犹一个“凹”字，两边高耸的部分，是烤房装烟叶的部分，中间则是堆煤和操作炉子的所在私自造烟的村子，一边一座炉子，煤是共用的，也有的烤烟房，只有“凹”字的半边，那就是独立的一炉一房，功能依然完备。

烤烟一年一种，不到七月的时候，冬眠一年的烤房便自然苏醒过来。要准备的事情也多，首先是燃料，一车一车的煤，从华宁县过来，通海县到华宁县的公路几乎成了运煤专用线。到了村子，遇到不会翻兜的车，还得村民自己下，下到大场上，又得分解，弄小，最后又装入“凹”的中间。其次是确定烤烟人，烤烟得有专门的技术人才，村里的那些师傅应该是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的。尽管如此，谁火候掌握得好，谁的技术略胜一筹，谁会把好烟烤成了丑烟，村民心里有秆称。这烤烟师傅，说到底，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计，尽管有一些补贴之类的，但终究是不好做活的。烟烤好了，那是种烟人自己种得好；烤出了问题，肯定是你师傅的水平不行。村民为此斤斤计较私自造烟的村子，总想自家的烟叶跟着技术好的师傅跑。其实，对于烟叶来说，种是一个重要环节，烤其实比种更重要得多，谁家不是瞅着这几亩几百斤烟叶过日子呢。

为了平衡，村组上的当家人，便想出了“流动”的办法。烤烟师傅是流动的，他可能这炉烟烤的是一号炉，下炉烟烤的就是二号炉，总之不会死死守着一个炉子一直烤。村民采摘的烟叶也是流动装炉的，每烤完一炉烟，就下达下一炉的任务数，李家多少杆，黄家多少杆。按照任务，大家各行其是，各摘自家烟。烤房数量是足够满足村民的，所以往往一炉烟烤完，空出的炉子不止一个，所以即便村民想算计着自家烟叶进哪个炉子也是不容易的。编好的烟装炉，同时空出三号、五号、八号。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烟会进几号炉。这样下来，虽然村民偶尔会对一两炉烟没有烤好而抱怨，尤其是烟叶质量上乘，的确是温度、时间把握不准而出了坏烟，感叹惋惜之情不绝于耳，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会把这个问题归于自己是运气不佳，在那样人情朴实之下，也还是充分启动了对烤烟师傅辛苦付出的保护。种烤烟讲究程序、环节，无论是育苗、移栽、除草、施肥、打岔（即打去多余的岔枝，保证主干的生长）、摘取、编烟、烘烤、抹平、分级、交购，马虎哪一步，都可能前功尽弃，一点懒那也偷不得。

编烟是我印象深刻的工序之一，工具是一根比矿泉水瓶口粗一点的竹竿，一米多的长度是固定的。竹竿的两头写上了名字，以便一炉子烟出炉时区分开来。村民的姓名讲究辈分，这几乎预示了即使是一个人口八百千把的小小村落，同名同姓的概率也是大大增加了。黄姓是第一大姓，辈字呢私自造烟的村子，如果以我的“朝”字，往上是“正”“家”，往下是“忠”等，取名的空间只剩第三个字，哥弟少的三两个，多的五六人，再加上识的字有限，觉得“平”“学”“国”“亮”“光”都是好字。也就在这小小的烟竿上体现了出来，同名同姓的，往往以年龄大小为序，大的一家写上“黄正平（大）”，另一家小的写着“黄正平（小）”。烟竿上系着可耐热耐湿的绳索，烟叶就靠它固定在了烟竿上。编烟两个人更快一些，一个负责编上去，另一个负责把两片烟叶子或背对背或面对面整理对齐，递给编的人，多数时候，两片叶子是不朝一个方向重叠编上去的。为何？背对背、面对面，空隙要大一些，使烤炉的温度充分与叶片接触、氤氲，以最大程度避免烘烤不干的情况发生。

我见过一个人自己整理烟叶，自己编烟的，那效率可就低多了。这时候，小孩子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编烟也是技术活，绳索绷得过紧，伤了嫩嫩的烟叶，如果过松，还没进烤房，可能就散了架。递烟，大概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农活了，三岁小孩也是可以做的。我那时候就多干着这三岁小孩的活计。烟叶摘得多时，就会有十几竿，少的时候就那么几竿。活计是轻巧，麻烦在后面，完成编烟递烟，手掌心糊了一层黏黏的东西，肥皂水对之无用，洗衣粉也爱莫能助。好在可以用细沙或锯末参入洗涤剂，使大力气搓揉，等漂过了手，感觉已经是脱了一层皮，而那至今我依然没有弄清是什么粘东西，似乎还留星星点点在手。等过一两天，它的味，它的色，它的形，它的粘，已经完全褪去时，只见父亲又担着一担烟叶从地里出来……

烤烟虽然是比较辛苦的一段日子，但也是我们小孩儿最幸福的美好时光。烤烟时，捎带烤红薯、烤洋芋，成了那时有效抵御馋嘴的方法之一。我们往往从各自家里带上洋芋，去烤房里找烤烟的师傅，请求他帮我们烤洋芋。看着他们打开炉灶，炉里黑黑的煤炭，红红的火焰，高高的热度，我记忆犹新。师傅一般是一堆玩伴里谁的爸爸、谁的叔叔，多数都是沾亲带故的，完全不熟悉的，找得不多，九十年代的孩童是害羞的、内向的、腼腆的，不似今日小孩的大方。洋芋烤得最多，只需用火钳把大的小的圆圆的扁扁的，在炉门一放，不出几十分钟，香飘四溢。直接吃，已经属于美味，如果能在弄点干辣椒面出来，辅以花椒、酱油等，那可就是又辣又麻又爽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稍微明白了烤烟师傅们的辛苦，一入屋内，便感热浪扑面而来，越近炉灶浪越大，又是七八月的天气，那滋味可想而知。另外，每隔上一段时间，他们还必须身入烤房里，看看烟叶的颜色变化，查查整个烤房各个角落的情况。那种湿闷，令人难以忍受。在时间上，从装入一炉子烟开始，就必须坚守到一炉子烟烘烤完毕，二十四小时必须在岗，虽实行的是换班，一轮下来，疲乏不可避免。有时还碰上意外，有一次就发生了火灾，等扑灭了火，一炉子烟也全部报废。

物质不丰，能吃的东西也谈不上太多。在不烤烟的时候，只要遇到一堆火，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弄点什么能吃的东西来烤烤，以饱饱饿肚。真是什么都烤！烤蚕豆、烤绿豆、烤茨菇、烤红薯、烤洋芋、烤包谷、烤小南瓜、烤丰收瓜私自造烟的村子，物物皆烤。食材嘛，田地里都是。自家有的摘自家的，自家没的摘别家的，只要不破坏毁坏了庄稼，弄点吃的，没人管你。烤的食物，一旦有熟的迹象，被扒出来，我们也顾不上表面浅浅的灰末，便狼吞虎咽，毫无斯文可言。斯文可是要饿肚子的。玩耍于外，往往从破破的木门里冲出一个小伙伴，后面跟来的可能是***妈的“小豺狗吃的”“饿死鬼”“饿死鬼托生”的大嗓门，那准是那家伙偷吃了什么不应该吃的东西。

种烟其实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在我初中以后，烟叶逐步退出了村子的种植舞台，各种蔬菜种植方兴未艾，辛苦了十几年的烤烟房也闲置了下来。在二零一七年，暂停了二十多年的批地皮建新房政策在黄龙村重启，位于村子核心地带的烤烟房自然成为了拆除的对象。

一座座烤烟房在挖机的隆隆声中，不出几个小时，便轰然倒塌，一座也没有留下。而我的记忆，也随着它完全倒塌，再也回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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