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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七七级”是一个含义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1977年参加高考”外，还意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届入大学的学生。我经常遇到这种事，比如在火车上，与陌生人聊天，当对方说自己是“七七级的”，我的心立马觉得“亲”。似乎全国“七七级”的都是一伙的。前些年出门开会，“七七级”的教授、批评家能从对方身上“闻”出同类的气味。当对方问你“是七七级的吧？”你狡黠一笑，“我也刚想问你呢。”

七七级是什么？是天之骄子？是幸运儿？是有社会经历的老童生？是“囊萤”、“映雪”的读书郎？是性蒙昧者？是会玩“权力斗争”的后红卫兵？是休妻（休夫）大战的参与者？是笨拙地开始学习将理想主义置换为实用主义的小于连？是后几届眼中的土鳖？……

我是七七级的学生。虽然入学时只有20岁，在年级中属于最小的那拨儿，可我已有两年农民生活，两年工人生活。我的同学，除四五位应届高中生“小孩”外，有刚从蔓菁地里蹿出来的知青，还有刚从海河工地卸了土车的农民；有的是从铸锻车间逃出，指纹里刺着几年也洗不掉的铸砂，有的却是从煤窑里爬上，除了眼白和屁眼哪儿都是黑的；还有寒酸潦倒却留着小分头的民办教师，还有犹豫着“我上大学是否亏了”的国家干部；有买肉不要票的售货员，也有部队的营级“首长”……全国的“七七级”都是这样，来自五行八作，且年龄相差极大，最大的已过30，最小的才17。我班老鄢的儿子与他一块儿报到，上的是物理系，这样全体七七级同学就都成了这可怜孩子的“叔叔”或“姑姑”。

我所在的H大学“七七级”有许多趣事，上了点儿年纪的我有些记不清了。趁《美文》约稿的机会，我赶紧把记得的零碎佚事写出来。我是笔随着回忆走，没有章法，不按时序，抡哪儿算哪儿。

“阶级斗争”

入学不久，年级里就展开了“阶级斗争”。七八个“高干子弟”（省部级或厅局级干部的子女）扎成一堆儿，彼此欣赏，加上一帮没出息的跟帮，意欲控制年级的“领导权”。其实所谓的“领导权”，大者就是进系学生党团支部，校团委、学生会；小者就是当个班干部。这帮家伙，可能是从他们老爹那儿知道“没权的苦，有权的甜”，将这等袖珍权力当真事了。

一天，老栗找我说是要“开个会”。我赶到“会场”———操场后的一片核桃林里———见已有十几个同学在愤怒地唧咕。用不着细想，我就知道这是“另一堆儿”人，知识分子子弟。老栗说假中华细烟，“现在年级的形势特别压抑，高干子弟歧视大家，年级的事他们说了算。发展党员考虑他们内部的人。现在不斗争，到时候吃亏就晚了。”

我说，让他们闹去，有什么大权力可图呀。老栗说：“幼稚！不觉悟！看过吉拉斯的《新阶级》吗？它说的是革命胜利后出现的特权阶层……”经过老栗上升到理论的劝说，大家心明眼亮，纷纷附议，说今后要相互帮衬着点儿，并“团结工友和农友”子弟。可我还是认为，这玩笑也太乏味了。

此后，年级里矛盾尖锐化，打破了“新阶级”控制的铁幕。但最终矛盾又消失了，因为“新阶级”对造反“领袖”采取了拉拢策略：让老栗入了党。教老栗打桥牌，给老栗好烟抽，讨论学术问题、郊游、看电影都拉上他。

老栗成了“叛徒”，我们就直呼他老甫（甫志高）。但他面无愧色。“小赤佬”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你看，这就是知识分子革命的不彻底性。”

我的觉悟来得慢好几拍。年级里的矛盾消失很久后，有次与某高干的儿子聊天，为什么事争得急了，他说：“你们这样阶层的人玩命干活，就是让我们享乐的。”我说：“玩***蛋去吧！”

我的阶级觉悟就是在那一瞬间“升华”的。

枕砖头睡觉的人

我们班有个来自“革命老区”的同学小张，作风简朴，学习刻苦，积极要求进步，不管该不该他，天天做值日，并经常找年级党支部委员“汇报思想”。他有一绝——睡觉枕的是裹着布的砖头。这是什么功？为什么练这功？他从不对我们说。

这事惊动了学校。宣传部让校学生会去调查。某日，全体学生正在食堂吃午饭，校广播台播出了一篇专稿《来自革命老区的大学生》。文章介绍，小张说他之所以睡觉枕砖头，是为了提醒自己来自革命老区，不忘父老乡亲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一种卧薪尝胆的意思；并且要牢记，自己毕业后还要回到偏僻的家乡。

小张成了学校里的名人，走路老有人指指点点，“瞧，这就是枕板儿砖的哥们儿。”还有的系团支部组织活动，到小张宿舍“参观板儿砖”。小张被推为“校级三好生”。

小盛是个淘气的家伙。有一夜他拉肚子起得勤，发现小张枕的不是砖头，而是偷换了衣服包。“枕头事件”败露后，小张成为大伙解闷的对象。他也由此获得解放，枕上了真正的枕头。

与这个愚蠢的例子类似，还有个恶俗的例子。某女生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却喜欢模仿城市某些酸文假醋的女生，吃饭时剥馒头皮，“我最烦吃这个。”又是小盛发现，她等同餐桌的人走了，才将馒头皮吃下。

“活学活用”萨特

那时，存在主义者萨特是许多大学生信服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成为你自己”之类，着实迷倒了一代人。

小贺是个白净文弱说话细声细气的小伙子，一米八四的个子像“沙篙”，却胆小怕事。他迷上了老萨特，并极力向我推荐。

一次夏日正午，我和他同去游泳。因为泳姿笨拙，他被体育系几个男生嘲笑为“赛乌龟”、“像螃蟹”。我和小贺与他们对骂，根本骂不过他们。再说，体育系的人生性蛮野，动辄开打，平时在学校没人敢真正与之较劲。这次，我们也就只好憋屈点了。

只见小贺去买了一瓶啤酒，我以为他要与我喝两口消消气呢。没想到他悠悠走到骂他的体育系壮汉身后，照人脑袋就是一瓶子。血流了满地，那家伙蒙了。小贺拎着半截儿碎瓶子追另几个人，他们穿着游泳裤一路窜回了宿舍。

小贺受到记大过处分，却成为我年级的骄傲。人问他当时哪来的邪劲，他正色道：“当时耳边忽然响起萨特的伟大教导‘英雄是自己变成英雄，懦夫是自己变成懦夫’，人，什么都不是，无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

这是我见到的对萨特最“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知行合一的例子。此后，“萨特热”在我们年级就更“煽”了。

饭票后的英文单词

老赵是我们年级岁数最大的，“文革”前的“老三届”。她衣着朴素，极为用功，很少在凌晨两点前回寝室。她对学习有严格的计划和任务，不似我们混日子。

但令人叹息的是，赵大姐的考试成绩总是中等。特别是外语，因她高中时学的本是俄语，大学改学英语，她从没超过70分。可能她年龄大记性发蔫，老是记不住英语单词。

她发奋学外语，每天定量30个猛背。下午5点的时候，将没背过的单词写在饭票背面，背不过不“用膳”。这样做有时竟有奇效。

一次食堂“改善”，老赵却遇了鬼了，死活记不住那几个单词。我们逗她：这可是对你意志品质的考验呀！最后，老赵把“改善券”送了我们，直到背过单词假中华细烟，才到街上买了冷馒头吃。

期末考试，她得了80多分。我们分食过老赵好饭的同学，要在小餐厅为她祝贺。老赵却说，“我的喜事，我请客。”

小提琴

我们宿舍的老四，五音不全却酷爱音乐。每天在宿舍里锯他那把破提琴，琴弓打的松香太多，那吱溜溜的声音大家都烦透了。于是群起而攻之，将他赶出屋。这厮只好将“乐台”挪到水房。

这下又犯了众怒，其他宿舍的人与他争吵，并将他“反映”到了辅导员那里。他对辅导员说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我又没在人该休息时拉。辅导员是个好好先生，觉他说得也有道理。

后来，刚入学的新生把他“告”到了系主任那里。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主任训话，说是“据小同学反映，有一个人每天在四楼水房拉板胡，影响他们学习。这很不好！”

自从小提琴拉成了“板胡”后，老四再也没拉过小提琴。

“疾风知劲草”

我班老于是个才子，人品方正，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哥，刚刚被选为省级优秀大学生。他研究电影很有见地，得过“《大众电影》征文”奖。某出版社看中了他的书稿，这样，他成为学生里惟一要出书的人。

人一得意，难免忘形。可能为了显摆，他没多大必要地发动了许多同学为他抄书稿。人们心里不愿意，但碍于面子还是为他干了。但有个同学小刘顶了他，说“老子凭啥给你抄？闲你干什么？”

老于到底是老于。有一天他对我说：“小刘是好人，他心口如一。就是不知他遇到大事怎么样。”这话教我叹息。

毕业分配时，小刘与来自同一城市的一女同学“犯顶”，他们都联系的那所大学只要一人。小刘让给了那女生。

老于说：“怎么样？疾风知劲草吧。其实，有时微风也能看出‘劲草’来。”

毕业快20年了，老于和小刘始终是联系最密切的朋友。

当了一回“红爷”

一二年级时，学校反对学生“谈恋爱”。最愚蠢的是，校保卫处的“晚自习后围击战”，他们突然包围校小花园和生物系实验田，明晃晃手电筒乱照，并记下对被围击或狙击的“俘虏”的系与班。

七七级的许多学生年龄大，“单”着的也很多，找朋友是紧迫的事。他们中有全不懔的，也有胆小的。

有一天，我班老江请我看电影。刚出校门，遇到女生杨子。她与我打招呼后，说恰好她也要去看。我们三人一起看了场电影，按杨子的安排，我坐中间。前后他俩没说一句话，我还责怪老江“太高老太爷”。

不久我发现，老江一邀我做好玩的事，半路准会碰上“也正想去”的杨子。最长的一次是到某风景山区玩了三次。杨子总热烈地和我没话找话，对老江却爱理不理的。

比较精的同学早就看出猫腻了。我没心没肺，很久才开始明戏。直到快毕业，江杨之恋方公开。在纪念册上，杨子写道：“谢谢你，我的好友和红娘。”

而老江给我写的是：“积德您呐，红爷。”

“神经病”和名主持人

体育系有一男生，面皮白皙，衣着讲究，留着当时在学生中少见的卷发“迎风背”，格外扎眼。无论是晨练还是下午课外活动，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到他神经质地自言自语，嘴唇动得飞快。他似乎对一切都视而不见，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大家认为他有轻度“神经病”（那时我们不懂，准确的表述是“精神病”）。我班某些女生还挺同情他，说“挺好的人得这种病，惨了。他父母也惨了。”

毕业后不久，大家在我省电视台的体育节目里看到他做了主持人，反应敏利，解说内行而生动，深得观众喜爱。这才知道，人在学校的“话痨”，是苦练功夫呢。后来，他又被调入中央电视台做体育频道主持人，专门解说乒乓球，成为名主持。

“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那时中国还很闭塞，青年对性知识的了解极少。大学生中年轻一点的接受的性启蒙，不过是荤段子和手抄本《曼娜回忆录》之类。70年代末，记得是科技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青年性知识手册》，印数好几百万。去买这本书的青年人，都跟做贼似的，得趁柜台前没人，售货员碰巧又是同性才敢张嘴。

看了小册子，迷迷糊糊知道了点性知识，也闹出不少乐子。

快毕业时，老四遇到了发愁的事儿。他从书上知道了自己“包皮过长”。老鄢开导他道：“没事，能翻上去么？这不就得啦。我其实也长。”

老四熟练地一口气以背书的语调说：“包皮过长会产生一些污垢，日久之后会引起……影响夫妻……”老鄢说：“你注意经常清洗么。”

老四还是做了“环切”。因害羞，对外人讲是“得了重感冒”。

老四以他“扎实”的性知识，在年级男生中制造了紧张气氛。毕业前夕，已停了课，又有十几个同学相继做了手术。宿舍走廊里不时徘徊着表情严峻，叉开双腿慈祥地挪步的家伙。

碰巧，系里卫生大检查，女生发现十几个身板结实的男生都没来干活。她们不平地喊：“他们干吗去干吗去啦？”

辅导员说：“非常遗憾，他们都得了重感冒。”

关于我们“七七级”发生的趣事，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先说这么点儿。我想，在它们的细部纹理中，或许含有一些特定时代的滋味？

（摘自《美文》2002年5月上半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