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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埋下的防步兵雷，比番薯略大，会随着雨水沙石缓慢移动。雷区让中国村民望而却步，越南“九丙”们黑夜中却不得不穿行其中。

因为是非法穿越边境，“九丙”触雷或坠崖而亡，不会得到政府层面的任何赔偿。

“九丙”，这一活跃在中越边境二十多年的特殊群体，今天已算是风烛行当。

上午八点多，太阳依旧掩藏在中越边境的群山之中。

“兄弟，这是我们的证件。”阮俊青左手拇指和食指夹着几本绿皮护照，右手从西装袖里掏出一盒中国产高档香烟，趁着握手的机会，悄悄地递给了执勤的越南公安屯哨兵。

这盒香烟的价值，抵得上这名越南士兵半个月的津贴。条件是，他要对阮俊青手下的“九丙”队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几天，正值中越关系遭遇重大挫折，虽然部分物流业务要绕道，以避开激进的越南反华游行区域，但多数货物仍能正常出关，只是两国边防部门的盘查明显严格了许多。

中越两国关系的多次跌宕起伏，在“九丙”这一特殊行当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2011年春夏之际，中越南海争端陷入白热化，在没有公布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越南当局关闭了数座边境口岸。当时，越南水果大丰收，而中国北方的水果尚未上市，价格正是一年中最有利的时节。

“结果很多水果都烂掉了。”阮俊青说，越南新清口岸当时仅仅关闭三天，在农民和商人的不满声中，越南政府不得不重启国门。

2014年5月18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说，鉴于越南多地发生打砸抢烧外国企业的严重暴力事件，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暂停部分双边交往计划。

这是否意味着两国经贸关系进入冰冻期？它将持续多久？阮俊青和他的“九丙”队伍也是忐忑不安。

政治“地雷”

中越关系紧张时，很多民众南迁躲避战火，越南当局也主动偏向南部移民，防止被“中国化”；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越南政府改弦更张，鼓励居民重返边境，这也有利于加大边界划分中的谈判筹码。

“九丙，这是行内话，就是挑夫。”阮俊青正是从这一行当起家。

在越南的纸牌游戏中，有张九万的纸牌，上面画着一名搬运大箱子的苦力，越南语中的发音颇似粤语中的“九丙”，这在民间口头传播中异化，逐渐变成惹人嗤笑的“狗丙”。

广西已进入雨季，南（宁）友（谊关）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着。浦寨边贸点上的一群“九丙”，不时地朝公路方向远眺，他们正披着自制的塑料布雨衣，聚集在“国门大厦”的房檐下玩纸牌。

夜里11点多钟，几辆满载中国鞋帽衣袜和电子产品的卡车姗姗来迟，房檐下躲雨的“九丙”们冲向卡车，来不及和货场的老板谈好工钱，争相把大箱子捆在了肩上。

踏上5公里长的边境小路，“九丙”就开始了与死神的赛跑。夜里，浦寨边贸口上的一对母女和同伴要翻过“叫堪”。

“当地人都叫它鬼门关。”一名中国边防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叫堪实际上是一处高七十多米的石壁，以此为界，山上中国，山下越南。整条山路几乎是垂直的石壁，普通人空手攀登都很危险，“九丙”却要背负着一百多斤重的货物在黑灯瞎火中摸索。

199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阮俊青记得，一名与他临时搭伙同行的“九丙”，在把货物放下后，躺在路边草地上休息。十几天后，中国边防人员发现了一具尸体，阮俊青从边防岗哨门前贴出的告示上，认出了死者正是那名陌生的伙伴，他躺在草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当地边防公安部门的一份内部材料说，仅1989年冬天，就至少有9名“九丙”在此坠崖丧生。对于“九丙”来说，更为可怕的还是地雷。

已西装革履的阮俊青，至今仍能画出沿途每一块大石头的形状，那是黑夜里的救命标记，走错一步便可能会丧命。

1985年夏天，阮俊青的弟弟和弟媳背着沉重的货物，在临近交易地点米七村时，被越南边防公安发现后鸣枪示警。当时，越南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尚未确立“多种商品经济成分”的合法性，走私货物是仅次于叛国投敌的重罪。

那次，阮俊青的弟弟跑得快，逃离了危险，弟媳却踩上了地雷。当弟弟回头去救妻子时，却被追赶上来的越南边防公安一枪打死，弟媳也从此失去了一条腿。

后来，随着中越关系走向正常化，边境也不再随之风声鹤唳，双方的边防力量都不会轻易地开枪。越南的边境政策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越关系紧张时，很多民众南迁躲避战火，越南当局也主动偏向南部移民，防止被“中国化”。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越南政府改弦更张，鼓励战时内迁的居民重返边境，这也有利于陆上边界划分中加大谈判筹码。

越南当局的移民实边政策一度很诱人。阮俊青介绍，当时，命名为“消灭贫困工程”的项目免费为移民提供住房、牲口、化肥、医疗和教育；为增强这些边民对河内的政治认同，越南当局在这些边境村免费安装卫星地面接收站、中波发射台，并向边民赠送收音机；当然，对于“九丙”背负的边境走私活动，越南边防部门后来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政治上的“地雷”排除之后，中越两国还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排雷。但是，游走在边界地带的“九丙”，依旧要面临触雷的风险。凭祥政府公开的材料上说，在三十多年前的那场边境冲突中，中越两国在97公里长的边境凭祥段上，埋下了上百个雷场，面积近1000万平方米。

“在这些雷区里，既有中国军队和民兵埋下的地雷，也有越南军队偷偷越过边境线埋下的地雷，很难排除干净。”曾参与埋雷的村民梁文波说，战时，人们都觉得埋雷和种荆棘树一样，就是埋下了一道“铁篱笆墙”。战争后期，民兵们谁也不敢去埋雷，就直接把没有打开引信的地雷，远远地扔进雷场了事。

梁文波所在的卡凤村，临近浦寨边贸口，是当地有名的“地雷村”。战后相继有几十口人被炸死炸伤。梁文波的儿子梁勇“原本以为排雷之后就会安全了”，在山上砍柴途中，不慎触雷后失去了右腿。

最为惨烈的爆炸，发生在1984年春天，卡凤村村民马振民、农有生一行11人，结伴上山挖钨矿砂，对面山坡就是一片雷场。晌午，他们在山坡底下架锅烧饭，边吃边聊，锅底突然爆炸。“一锅牛肉被炸飞上了天，11个人中也只剩下9条腿。”梁文波说。

这些战时埋下的防步兵雷，比番薯略大，会随着雨水沙石缓慢移动。雷区让中国村民望而却步，牛跑进雷区，都没人敢进去牵回来。这几处村落，越南“九丙”们黑夜中却不得不穿行其中。

战争后遗症

“不少越南男人觉得生来都是做大事业的。”

浦寨的边贸市场上，向来不乏这样廉价的劳动力，“九丙”大多来自附近的越南乡村。

细雨中，一名越南中年母亲带着十五六岁的女孩，趿拉着橡胶凉鞋，也奔向正在卸货的卡车。

“看这些越南婆很瘦小，搬起东西来一点也不含糊。”中方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对母女刚刚抬回来一麻袋越南鳖甲板，足有80公斤重，从越南的菊楠屯到中国浦寨有八九公里，尽是悬崖路。

如同蚂蚁举重，“九丙”背负的货物也超过自身的体重。几分钟之后，这名越南母亲又背上了一捆布匹，蛇皮袋包装上用黑色的水笔写着“72kg”（72千克）。女孩则费力地背起了一箱中国啤酒，嘴里衔着一支小巧的手电筒，母女俩很快消逝在暮色中。

“战争改变了越南社会，男人越来越娇气，这与中国社会恰恰相反。”阮俊青观察到，在同法国、美国和中国的几次战争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上了前线，女人则要养家糊口，越南社会逐渐形成了女人养家的传统。

站在越南谅山的街头，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国，遍地的摩托车证明这个社会正深处现代化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在街头闲逛的以男性居多，他们泡咖啡馆，一些中年男人甚至沉迷在网吧之中。

连年的战火默化了一个民族的心理习惯，越南男人似乎就是为战争而生。很多越南男人无所事事，每天唯一的正经差事，就是骑上摩托车载老婆去上下班。除此之外，便是跑到咖啡馆消遣聊天。“不少越南男人觉得生来都是做大事业的。”阮俊青说。

这一百年，越南经历了四场战争，很多越南男人都死在了战场上。战后初期，活下来的男人几乎是“稀罕物”，被女人供养了起来：城里的女人开商店，到工厂做工；乡下的女人背着孩子割稻插秧，闲暇时还要挑着竹篓卖春卷、米粉，甚至做“九丙”穿梭于中越边境，她们背负着全家的生活。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九丙”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却不敢亮手电筒，免得被执法人员发现。为运送利润很高的禁运物资，除了压在脊背上的货物，这些“九丙”还穿着特制的内衣，前后左右都缝有冲锋衣弹夹似的口袋，里面装满了铜线、铜锭和铜板。

铜是越南禁止出口的违禁物品，运到中国后价格会连翻四五倍。“九丙”在通过越南方面设立的关卡时，步履轻盈，故意装出很轻松的样子。一到安全的交货地点，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脱下衣裤，取出铜块，像拉动风箱一样大口地喘着粗气。

因为是非法穿越边境，“九丙”触雷或坠崖而亡，不会得到政府层面的任何赔偿，充满血色的故事便永远埋葬在了漆黑的夜里。

“刚开始，我们也很害怕触雷，走一趟回来赚的钱，一个月都吃不完，也就什么都不怕了。”在浦寨“国门大厦”前的广场上，一名越南中年妇女说。她白天挑着竹篓，向中国游客兜售越南产的荔枝，夜里则要穿越雷区，背着中国商品返回越南。

“咔嚓，咔嚓。”在浦寨的关口，一只光脚丫踏碎了洒落在地面上的贝壳。一名中年女性“九丙”背负着大箱子，左脚上还穿着沾满红色泥巴的凉鞋，右脚的鞋子却不见了踪影。

“他们的脚都敢在尖锐的碎石上走路，踩碎几片贝壳算什么？”对于执勤的边防人员来说，“九丙”的故事已不再稀奇。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九丙”

59岁的越南华裔老莫，年轻时曾在广西师范大学留学，一度闯入仕途，成为谅山政府机关的教育官员，1978年排华浪潮席卷全越，遭当局清洗回乡务农。

“中越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梁文波的舅舅一家就住在三十多公里外的越南谅山，二十多年前，老人也曾跨过边境探亲，顺便做“九丙”。此后，音讯全无。

“九丙”，这一行当的出现，缘于中越边境地区的传统通婚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战场的硝烟尚未散尽，就有越南边民冒着触雷和“通敌”的风险，穿越越南边防兵的枪口，穿越雷区来中国一侧探望亲戚。其间，这些越南边民大都会带一些日用品回去，邻居和朋友难免要求分享，或者高价转让。

他们也发现了两国经济水平差异带来的甜头。当时，很多越南年轻人的梦想，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阮俊青算了一笔账，一辆自行车不过两百元人民币，这可以换取两百多公斤越南八角茴香。在中国市场上，一公斤八角茴香又可以卖10元。一番倒腾之后，就是1800元的高额利润。

阮俊青的姐姐嫁到了中国凭祥县城，姐夫是供销合作社的司机，能够搞到大批的中国自行车，这是阮俊青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又雇用“九丙”，把大批废铜和蚬木材质的砧板从越南运到中国，这些都是越南当局明令禁止出口的物资，利润自然也很高。

尽管收入颇丰，在越南，却没有人愿意轻易承认自己是“九丙”。

与中国浦寨对接的是一河之隔的越南新清口岸。傍晚，当南方周末记者由此进入越南时，立即被十几名手拿背带的越南人围了起来，“老板，运货？”人群中有人在用生涩的中文揽活。

“他们已经一连两三天没有活计，家中的生活也便失去了着落。”59岁的老莫是一名越南华裔，他在新清口岸的隔离墙外开了一家越南菜馆。竹木结构的店面房门口还挂着两个红灯笼，内设的雅间是给中国客商和游客准备的，越南人大多坐在店门前的那排简易长凳上。

年轻时，老莫曾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留学，毕业回国后分配到谅山中学教书，一度闯入仕途，成为谅山政府机关的教育官员。好景不长，老莫赶上了席卷全越的1978年排华浪潮，遭当局清洗回乡务农。几乎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插秧割稻，操持鱼塘莲藕，老莫白天睡觉，夜里做起“九丙”。

“做‘九丙’就顾不上尊严了。”老莫说越南烟，很多“九丙”在出发前越南烟，都会戴上一顶绿布的硬壳帽子，它既可以遮阳避雨，在遭遇到越南边防兵时，还会唤起士兵的同情与宽恕。

这是一种由椰子壳作为骨架的帽子，最外层包上了一层绿布，在长期的丛林战争中，绿色正是亚热带地区作战的伪装色，越南男人大多酷爱绿色的军装，条件再差，也要配上一顶绿色的椰壳帽。

尊严，却不是一顶帽子能够挽回的。老莫说，那些年，他要忍受鄙视，苦苦哀求中国的边防人员通融，免去一块钱的过路费。做一趟“九丙”下来，也只不过赚得七八元人民币。

“九丙”，这一活跃在中越边境二十多年的特殊群体，今天已算是风烛行当。1991年越共“七大”以来，越南当局相继出台“北部重点经济区”等优惠政策，把边境地区的开放开发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点，不少大陆和台湾企业前来投资设厂，许多越南人也不愿再做危险的“九丙”，而是选择到这些外资工厂上班。

老莫家的后院里，几十只小鸡仔正快活地觅食，这也是中越边贸的一个缩影。越南的粮食价格和劳动力成本都很低，“九丙”把中国产的鸡仔背到越南，分发到各农家饲养，待这些小鸡仔羽肉丰满后，再由“九丙”把它们背回中国的餐桌上。